[zt]评刘震云《手机》

[龙羽生]

商业是个好东西？
——评刘震云《手机》
2010-04-01 09:17
[zt] 刘伟的日志http://www.stu.com.cn/blog/b1901.aspx
摘要：在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眼里，刘震云一直是个很低调，很有社会责任感，很严肃的作家。在他花了八年时间打理的《故乡面和花朵》里面，刘震云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场面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也给自己赢得了许多的赞誉。然而，在其新作《手机》里， 刘震云放弃了自己所一直坚持的对中国历史本相和民族精神的苦苦追索，融入了追求名利的商业化写作大潮之中。本文在对《手机》文本的分析基础之上，对作家刘震云商业化写作的原因和背景进行了细微的探讨。

关键词：刘震云 《手机》 媚俗

　　在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眼里，刘震云一直是个很低调，很有社会责任感，很严肃的作家。他是以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确立在文坛上的地位的。从八十年代末的《塔铺》（1987）到今天的《手机》（2003），刘震云勤勤恳恳，先后发表了《新兵连》（1988）、《头人》（1988）、《单位》（1988）、《官场》（1989）、《一地鸡毛》（1990）、《官人》（1991）、《温故一九四二》（1993）等中短篇小说和《故乡天下黄花》（1990）、《故乡相处流传》（1992）、《故乡面和花朵》（1998）、《一腔废话》（2002）等长篇小说。总共四百万字之多。在现在流传的刘震云的作品中还不包括他早期相当于“练笔”式的作品。

　　说刘震云一直给人的印象很低调，很严肃，这从他的创作经历中可以看出来。自1990年《故乡天下黄花》之后，刘震云在文坛上沉寂了很长时间。直到八年之后，他出其不意地给读者推出了洋洋洒洒二百万言的四卷本的《故乡面和花朵》。据作者自己介绍，这部作品共写了整整八年时间，仅修改就花了整整两年。每个对文学有稍许认识的人都知道，用八年的时间完成一部作品是多么地不容易。八年，其中穿插多少作者的情绪、心态、甚至思想意识的转变，而作者要做到在同一部作品中避免这些，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在闹哄哄的当今文坛，坐八年的冷板凳来打造一部不知是否会被读者接受的作品，实在需要有一种非凡的定力才行。而刘震云做到了，《故乡面和花朵》的价值终于也得到了评论家和读者的首肯。读者纷纷为作品的视界的开阔，想像的丰富，结构的庞大而震惊了。也为作家真切的历史关照，人文关怀，底层体验而感动不已。之后，再一个漫长的四年，刘震云又推出了他的《一腔废话》，在有的作家一年生产一个甚至数个长篇的当今文坛，刘震云能够静下来呕心沥血四年八年的时间来打理一个作品，其严肃认真的写作心态显而易见。

　　刘震云的勤恳和严肃认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则表现在对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血腥、欺骗、暴力、冷漠等等阴暗腐朽的东西进行彻底的暴露和批判。它揭示出了人性的弱点，尤其是人的心理上的劣根性。其目的无疑是想用文艺去唤起人们心中健康的真善美，从而塑造像鲁迅而言的“新的国民”。

　　他的许多作品都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有人说《故乡面和花朵》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现代精神长篇小说”①。而作家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有人称刘震云是“中国生活的批评家”[1]，并称他为中国当代文坛的“大作家”[2]，而一向桀骜不驯的王朔也说：“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以此可见很多人对刘震云的创作成就是很推崇的。笔者也不例外，对刘震云作品所反映出的社会人生是赞叹加佩服的。

　　然而近期看到他的新作《手机》，刘震云，这个我一向很喜欢的作家第一次令我失望了。这种失望不是因为《故乡面和花朵》花了八年的创作时间，《一腔废话》花了四年时间，而《手机》仅花了一年时间在习惯上的抵触，而是因为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完全是一个很浅显，很媚俗的作品，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迎奉大众口味的通俗故事。

　　小说《手机》是与冯小刚的同名电影同时面世的，而该电影的编剧就是刘震云本人。在电影的带动下，小说初版即是二十万册，据网上透露的消息，小说《手机》已经卖到了三十万册，加上各种形式的盗版，估计不下五十万册，这创下了刘震云小说销售的最高记录，也为刘震云赢得了很好的物质收益。但是作为一门艺术——小说，《手机》实在是一个很失败的文本。



（一）

　　小说《手机》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写了主人公严守一小时候打电话的故事。严守一的表哥在矿上挖煤，好长时间没回家。他带着表嫂到镇上打电话，那个时候电话刚接到镇上，打电话的过程非常艰难，电话线路不好，嗡嗡响，打通很不容易。电话终于打通了，接电话的老头说：你什么事？严守一说，我叫严守一，小名叫白石头，我嫂子叫吕桂花，我嫂子想问一问矿上挖煤的表哥牛三斤还回来不回来？老头说：这事还用打电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整个矿上就一部电话，全部通过广播喇叭播出去。老头打开广播喇叭说：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当时傍晚天上下着雪，好多工人刚从矿井下钻出来，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特别好玩，全都笑了。广播声音在山里不断地往复，后来就成了大家传唱的歌曲：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

　　第二部分：故事跳到了现在，小时候的白石头成了著名的主持人严守一，现在他是一个以说话为生的人。严守一的节目以说真话见长，但他的生活中却四处埋遍了谎言。这些谎言和一部现代化的手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手机就变成了手雷，手雷就爆炸了。

　　第三部分：故事跳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严守一爷爷的故事。他爷爷在口外贩牲口，家里人觉得他该娶媳妇了，就托人往口外带了一个口信让他回家娶媳妇。这章写了这个口信的历险，一个驴贩子到这条村里来，家里人托他给儿子（严守一的爷爷）捎个口信。驴贩子经历了非常大的困难，走不下去了，就托了一个唱戏的捎这个口信。唱戏的又走不下去了，就托了一个修脚的捎这个口信。经过几年这个口信飞越了高山大河，完全变形。

　　虽然作品是三个部分，但第一第三部分的总和还不及整个作品的四分之一。无须讳言，该小说的结构是最老土的一种结构了。小说的主体部分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故事。作者分别机械地在这一部分前后各加那么一节，也许是努力地要让这个故事更像一部“小说”。但是，读者从这三部分的对接处却读出了呆板和生硬。作品仍然没有退去“故事”的外衣。

　　其实，作为一个故事，该作品的情节也是十简单的。

　　首先是严守一因为与情人伍月的关系的败露而和妻子于文娟离了婚。阴差阳错，后来和教台词的老师沈雪同居，但最后还是因为与情人的关系的败露，他与沈雪的关系也走入了末路。在严守一与于文娟，与沈雪，与伍月的关系纠葛中还穿插着严守一与朋友费墨，费墨与妻子李燕，以及费墨与女研究生之间的种种关系。主人公们利用“手机”这一现代通讯工具给关系中的对方编织了一个个美丽的谎言，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在这一个个谎言的冲击下摇摇摆摆，最后破灭。

　　作者在叙述这种种关系时，采用的是一种非常明白，平淡的故事化语言，许多地方甚至是十分线条化的勾勒。如第二章的第十五节：从山西老家回来，严守一和沈雪同居了。第十六节：冬天到了。仅此两节，就又使作品轻易地回跳到主人公们缠绵不清的感情纠葛里去了。再比如第十三页：“吕桂花嫁过来是阴历九月二十六，牛三斤十月初六返回三矿，十一月初七那天，吕桂花突然想给牛三斤打一个电话。这时镇上装电话已有一个月，严守一等人，也和吕桂花熟到可以看乳罩的程度。”诸如此类的叙述句式在文中比比皆是。看得出来，作者是完全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讲述的。

　　记不得刘震云在什么地方说过：“作家下一部作品要和上一部作品不一样，这叫质量。”可读者无论如何想不到“大作家”刘震云会在《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之后会给我们这样一个“不一样”。熟悉刘震云创作经历的人不禁会问：这位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故乡面和花朵》的作者，难道迷糊到连小说创作的义理和章法都不知道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震云曾提出：“文学的贡献，在于不断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对世界的观察方式”[3]。这说明刘震云在文学创作中是很强调文艺的社会功利作用的。而《手机》除了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线条化的“婚外性”故事以外，在文本中看不出作者给我们提出了哪个有关人生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思考。

　　读完作品，读者除了对作品中的主人公利用手机这一现代通讯工具玩弄数个女人感到惊奇，甚至令那些浅薄的读者感到钦羡以外，没有更积极的作用而言了。所以，对于这部作品的社会功利作用是丝毫也谈不上的。对于这样浅白通俗的故事，谈什么文学的贡献无疑也是多余的。

　　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刘震云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精辟：世界上所有优秀的著作都在反映同一种心情：悲凉和等待[4]。这一句话用来概括刘震云前一段时间的作品如《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故乡面和花朵》等是恰如其分的，而如果也把它用来套在《手机》头上，则是十分不合适的。《手机》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从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有情爱生活（仰或是性爱生活）中的欺骗和虚假，无论如何延展不到反映人类精神深处的悲凉和等待那一层面，这一定也是由《手机》仅仅是一部浅显媚俗的故事作品本身所局限的。

　　新世纪元年，刘震云又在报上撰文写到：“一般人写书，它只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往事负责就够了，但对于一个职业作家来说 ，要对本民族语言的想像力负责”②。其实，刘震云也是作过“一般人”来写过书的。他早期的《塔铺》、《新兵连》就是对他当兵之后复员参加高考那一段往事的模拟。随后出现的几个长篇和中篇确实如作家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对本民族语言的想像力负责的。尤其是《故乡面和花朵》，其场面的宏阔，意境的深远，结构的庞大，以及想像的丰富和语言的晓畅至今令读者和评论家震惊不已。相比之下，《手机》就简单，肤浅，通俗化和线条化得不可救药了。连一向对刘震云的作品推崇备至，并对刘震云作品所反映和揭示的“权力”意识赞叹有加的评论家陈晓明，在《手机》出现之后也不无遗憾地说：“对于刘震云这么大的作家，在《故乡面和花朵》之后，是不是应该提出更加有效的关于精神家园的探讨”③ “小说是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他是靠叙述来吸引读者的”④。故事化的语言，毕竟太线条化，而这正是小说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大忌。批评家龙羽生在一篇评论《手机》的文章中有一段话，笔者认为说得非常有道理：“作者为世俗的表象所迷惑，为谈话栏目老掉牙的噱头所迷惑，只顾及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忽视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他说小说无疑是写人的，小说的笔力要力争延伸触及人内心的隐秘，激情，躁动与沮丧，男女间的欢欣与苦痛。而《手机》却因为作者自得于故事情节的精彩，在叙述上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所以龙先生又说：“严守一在作家笔下，像个稻草人，他在小说中蹦跳和折腾，不过是小说家控制的‘皮影’或‘木偶’罢了”⑤



（二）

　　刘震云曾在央视《读书时间》栏目做客过一个节目，在主题为“告诉你另一个《手机》”的这期节目中，刘震云清楚地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他一开始写《手机》，确实不是为了写手机，而是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多，如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战友关系，师生关系等等等等，可作者为何偏偏钟情于描写“三角恋”的男女关系呢？对于完成了像《故乡面和花朵》这样严肃的作品的严肃作家刘震云而言，这虽然不能说明他的堕落，至少也可以说明作家的写作精神发生了偏斜。

　　刘震云的好朋友崔永元在谈到刘震云创作精神的转变时曾痛心疾首地说到：“我觉得现在中国出什么‘家’都非常容易，而且各种‘家’都多的是。但是唯有两种‘家’非常难出来，一是科学家，一是文学家，科学家要的是最严谨的态度，文学家需要的是灵魂深处丰富的想像力，这两样东西是中国人最缺的，所以我们就缺这两‘家’，那么刘老师一旦主动退出，文学家里就又出现了一个空缺。这确实让我挺寒心的”⑥。为什么刘震云在自己的写作上会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转变呢，这与时下文艺界浮躁、浅薄、追名逐利的大背景不无关系。

　　对时下文艺界稍有关注的就会发现，现在的文艺作品关注和重复最多的无外乎三个主题：其一是对宫廷王室秘闻的大披露，其次是对黑社会的血腥和残忍的渲染，其三就是对男女关系甚至是女人肉体的津津乐道。2003年最叫座的影视作品《英雄》、《无间道X》和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手机》概莫例外。这些作品，忽略了宏大雄浑的史诗性描述，忽视了英雄和个性，忽视了典雅内涵和诗化语言的培养，这种文化如水之就下，许多作家随波逐流，热衷于眼前所得，丧失了道德勇气和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心，甚至失去了十年磨一剑的创作勇气，时尚性的增加造成精品意识的低落，金钱的力量所向披靡。本来应当潜伏于生活深处的作家们，争相充当出人头地的明星。浮躁的，浅薄的，投机取巧的人物及其作品纷纷登台，搔首弄姿。他们将大众生活中那些非常偶然的鸡零狗碎，变成反复炫耀的主体精神，并误导受众，让大家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东西。他们的作品，因为轻浮，作态和故弄玄虚而招人厌烦，缺乏令人咀嚼回味的艺术魅力。这些作品，因为通俗和大众化，虽然目前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场面，但他们终会因为艺术魅力的缺失而渐渐消融于时代的精品文化之中。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就是在这个浮躁的文艺界大背景下，投大众所好而产生的作品。如果从这一部作品的具体生成过程中来看，还可以考察到作者频频触“电”的浮躁心情。这也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通俗化写作在作家刘震云身上的反映。

　　刘震云的小说是与冯小刚导演的同名电影同时面市的，而电影的编剧即是刘震云本人。据刘震云后来透露，本来是准备先写小说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先写了剧本。先写剧本还是先写小说在客观上是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的。因为写小说基本上是沿着写作者自己的个性在写，作者想写成什么样子，读者只有一个被动地接受的问题。但影视剧反作用非常大，时时要考虑的是面对着数不清的观众，如果还坚持写作者自己的个性的话，其作品就不一定会得到大众的青睐。而影视剧恰恰是要追求收视率的。所以，作为影视艺术的剧本和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它们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如果先写了剧本，作者再根据剧本来改写小说，这时小说的笔墨就必然会受脑中固有的剧本的故事框架所左右，从而使改写的小说失去很多艺术上的打理。它会“忽略了那些很难转成镜头语言的小说叙事艺术，诸如小说的哲学含量和心理分析，而这恰恰是语言艺术的精髓所在”[5]。

　　记得评论家王彬彬在一篇叫作《一份文学备忘录》的文章中谈到过莫言的《白棉花》这部作品，作者在分析作为有着自己独待的创作个性，独特的审美风格，独特的艺术追求的作家莫言，何以在写作了《红高梁》、《四十二炮》等优秀作品之后又写出了《白棉花》这样低劣的作品时指出：原因是莫言在为张艺谋编故事。莫言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了今后改编的问题，他是在按张艺谋所喜好的模式编造他的小说故事。所以这样的作品生产出来只能算个故事，不能算是真正语言艺术上的小说。《手机》经迎奉大众口味的剧本改编而来，恰恰走了与《白棉花》同样的道路。王彬彬在文中进而指出，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即使很不好的小说，其小说本身和作者也会在成功的电影的带动下成百成千成万倍地扩大知名度。王彬彬在这里举的例子是余华的《活着》[6]。

　　同样，《手机》的畅销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功于电影的广而告之。



（三）

　　其实，我并不认为小说变成电影就成了坏事，也不认为作家就此就堕落了。影视作为一门很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其极大的影响力是其它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我始终认为有几个或更多的严肃作家进入这个圈子，不仅对当下的文艺界还是对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是顶好的一件事。但作家们为什么大都一触“电”就昏昏乎乎，放弃了一直以来独特的创作个性，独特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艺术追求而融入了粗俗的大众文化之中了呢？为什么就不可以在影视与文学“联姻”的条件下，在坚持小说的艺术价值标准之上，作些某种“双赢”的努力和尝试呢？

　　刘震云一边在说：“商业是个好东西”③，一边又在说：“我这个书就是纯粹出于职业道德，它让我卖我也得卖，而且还不单是对自己的书负责，对自己负责，对整个文学你也应该有一种责任感”⑦。从这互相对立的两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作者的内心是极度的无奈和矛盾的。 称刘震云为中国的“大作家”的摩罗，一直都十分推崇刘震云的作品。1997年他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撰文写到：“在表现中国生活的特殊性痛苦上，刘震云在当代文坛上无疑是最深刻的一位，在表现普通性的生存痛苦上，中国作家几乎尚未开始，刘震云如能稍一迈步，就将是开创性的贡献，我好像看见他已在抬腿”[7]。

　　遗憾的是刘震云将抬起的腿又放回了原处，并且毫不犹豫地背转了身。

　　刘震云在面对读者对他热衷于影视的批评时辩解道：“当下文坛排名前十位的作家，哪一个没有与影视发生关系的？哪一个不是靠着影视声名远播？”③好像他与影视发生关系就是为了排名前十位，就是要靠影视远播声名。这个时候，刘震云怕是早已忘了在他的文学版图“创业之初”说过的那些振聋发聩的许多话。他曾耳提面命地提醒读者：“一定要注意，‘创新’和‘突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否则，即使你写了一辈子，你可以很有名气，但你就是没有贡献”[8]。不知道作家在今天读到十几年前出自自己之口的这些话会做何感想。

　　其实电影只是导演的梦，作为编剧的作家只能尽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和捕捉导演要什么，然后尽可能地满足他，这时候的作家只是帮助导演圆梦的人。正如鬼子所言：“作家的梦永远在自己的小说创作里，小说的成就才是作家最温馨的成就”[9]。 诚然，作家有权利说什么“商业是个好东西”，但如果有更多的作家自愿放弃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使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对于我们的整个民族文化无疑是一场莫大的灾难。

　　在今天，对这一文学现象和精神现象的深入探究，也许比对它的彻底否定要更有意义得多。



注释：

①何镇邦《何镇邦简评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转引自新浪读书频道。

②《北京青年报》，2001年10月29日，刘震云接受记者时这样说。

③张英：《刘震云：“废话”说完，“手机”响起》，《南方周末》，2004年2月5日。在这期报子上还有评论家雷达、李敬泽、陈晓明和作家王蒙的访谈。

④何镇邦《说长论短看“擂台”》，《小说家》1991年第2期。

⑤龙羽生《我看<手机>》，新华网2004年1月29日。

⑥崔永元《崔永元怒打手机 与小刚是两条道上跑的车》， 千龙网 2004年2月2日。

⑦《刘震云谈<手机>：拧巴的世界变坦了的心》，转引自新浪读书频道。



参考文献：

[1] 摩罗.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7，(4).

[2] 摩罗.耻辱者手记[M].内蒙古：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

[3] 刘震云.独白[J].小说选刊，1988，(5).

[4] 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40.

[5] 黄发有.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J].文艺争鸣,2004,(1).

[6] 王彬彬.为批评正名[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7] 摩罗.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7,(4).

[8] 刘震云.独白[J].小说选刊,1988,(5).

[9] 鬼子.艰难的行走[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

（该文获得2004年乐山师院优秀大学生毕业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