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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槟郎的乡土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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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正文
槟郎



加入时间: 2007/11/06
文章: 544
来自: 南京

文章时间: 2019-6-25 周二, 上午6:00    标题: 论槟郎的乡土诗歌 引用回复

论槟郎的乡土诗歌

16汉师 杨悦

打开槟郎的新浪博客大致浏览一遍,会发现他的诗歌基本上都是很“土”的,正如他在课堂上展示给我们的那些一样。除去语言风格的原因,这种直观感受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槟郎所选择的诗歌题材。朱光潜说“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而此类返照是经由诗人选材、过滤和加工的,流露的是诗人的精神特质和审美倾向。槟郎出生于安徽巢湖的山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这种较为完整的乡村生活经历对他构成了潜在和外现的诸多影响,也使得他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一直有不枯竭的动力和灵感去触碰、依赖和构建乡土题材,使其诗歌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个人特色的精神气质。

槟郎选取的乡土题材占比较多的,首先有乡村的标志性事物,比如农作物。他在《故乡的水稻》里写道:“在我的故乡/水稻是真正的主人/而乡亲们像奴隶/服侍好它的一生。”开篇几句,就相成了一种奇异的倒错。槟郎把乡亲们劳作、种植水稻的这种理所应当的日常行为,比喻为“奴隶服侍主人”,大胆跳脱,超越了“人类中心”的惯常思维。同时.槟郎诗歌寡淡平实的语言风格,也是其乡土题材诗歌的一大特点。“乡亲们标准的形象/面朝黑土背朝天/侍候再伺候主人/一种叫水稻的植物。/为此要男女分工/小孩子也要劳动/特别是炎夏的双抢/各家要互助互帮。/最后呢,稻谷入仓/相当数量交公粮/部分必卖换点薄钱用,/余粮自给也紧张。”分明是苦日子,但槟郎还是采用淡淡的、松弛的叙事口吻,没有直接的情绪传达去感染读者,光靠读者自己去抠挖寡淡的铺陈来体悟。最后一句“故乡终于拆迁城市化了/我仍在吃稻米饭”,简单的表述一下子点出了以水稻为代表的食物超越社会发展的对人的生存的支撑作用,整首诗迅速立住了,并且仍有余味。

除了这种围绕某一标志性乡村事物的诗歌,槟郎的乡土题材诗歌中,还有描写一个具体的生活图景的。有一首《打菹草的回忆》:“打菹草的山乡少年/在自家的庭院里/切猪草,拌上米糠和洗碗水/大猪欢叫着奔向石槽/他抱着小狗,看着宠物吃得香/想象着遥远遥远的城/那里有香喷喷的大肉。”寡寡淡淡的的,就勾画了个稚气、纯净的山乡少年,少年的想象遥远又模糊。读起来没有饥饿话题那么揪心,接近是夹杂着憧憬又谈不上兴奋的辽辽远远的情绪,淡得像粽叶的气味一样。即使有家禽家畜的叫声,还是让人感觉很安静。

在描绘以农事为主的乡村生活时,“秋收”也是槟郎乐于展现的一个小的主题。《儿时的丰收季》当属较为生动鲜活的一篇。“早上五点被喊醒/拿着锯镰刀跟着走/父母兄已经下地收割/我还慢腾腾地走在路上/边走边打瞌睡。”开篇切入的就是幼时“我”的视角,生动直观,也自然地带上了一些趣味性。“一直赤着脚/短裤只套到大腿/直接走下地/才发现/锯镰刀拿反了,原来我是/左撇子,只得换右手。”又是几行诗,冒冒失失、跌跌撞撞地,就显出乡土的谐趣来,再生动不过地勾勒出一个迷迷瞪瞪、在繁重的农活面前显得极为不靠谱的小孩。“两个小时下来/面朝稻田背朝天/撅屁股,左手抓稻右手割/逐渐腰酸背痛手麻/头发里蚊蠓闹痒不息。”年幼的孩子被强行牵扯进与自己年龄、精力不匹配的秋收劳动中,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槟郎在自己童年残余的感官印象的基础上,从孩子的视角和感官体验出发来塑造秋收劳动,借助孩子相对脆弱的承受能力,来放大秋收的苦累,也是对当时乡村生活某种意义上的还原。更大胆些地,还捎带了几句:“乡亲们麻木没有表情/小孩子苦累如受酷刑/公社干部兴高采烈/城里来的诗人大发豪兴”。一种身份一句,毫不留情点透了当时农村小社会的弊病。一场秋收,苦劳力落不得多少好处,小孩子懵懵懂懂地跟着受罪。槟郎运用对比,暴露出两边强烈的反差。

相较于《儿时的丰收季》,槟郎的《农民丰收五章》就是用程式化的手法来表现丰收了。第一章“割稻”:“弯弯的月亮做刀/磨亮锯齿的弯镰刀/将穗熟的稻棵棵割倒/农业民族的救命粮草/终于可以贴地睡觉。”通过变换运用表现手法,把抽象化、程式化浓缩的割稻过程拟人化,想象新奇,概括说来就是先把具象的、繁复的具体过程打薄、过滤为程式,又重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由薄变厚。而在“打谷桶”中,“一握的身轻头重/流星般撞向打谷桶/板壁上稻粒四溅/秸与粒,轰轰地相分/扎颈的稻束站田如兵马俑/谷桶里的黄稻胜似黄金”,槟郎把堆积的稻粒比作黄金,把倾泻的稻粒比作流星,扎起来的稻束也生生被比作兵马俑,好像生怕别人不知丰收的稻粒在农人心目中的地位。仔细砸吧起来,这样的比喻虽奇不怪,是有那个味出来。只总结两章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槟郎在这一篇侧重表现的是秋收中各个乡村生活要素在农人心目中的精神象征,言语新奇但是不突兀。

另外,槟郎很擅长写乡土文化背景下的各类听闻,多与伦理、男女情爱有关。《下放干部的女儿》中,槟郎用与她跨越许多年的在医疗室的两次碰面串起了整个故事。一次是正当妙龄的时候她指使和揭发年幼的“我” 拿公款换糖,一次是因与民兵队长结婚被回城的父亲丢在农村、已成为农妇,两次对比强烈。虽然还是寡淡的叙事风格,但是与激烈的情节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只叫人读起来唏嘘不已。

伦理问题一直是许多诗人在写乡土题材时倾向于去探讨的。事实上乡村不会缺少这一类故事,越超出人们的道德认同,某种程度上就越容易被传播。往往这类故事也是槟郎在创作时的灵感来源之一。“乡村故事悲剧多/莫信田园牧歌/穷与病相连/落后与事故伴生”。《娶嫂的故事》中,槟郎寥寥数语,一针见血。现实世界中,物质条件事实上会对人们的生活轨迹造成很大的影响和限制。由于自身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儿时在乡村的见闻,槟郎自然很明了这一点。过去比较清贫的乡村生活中,从来不缺乏悲剧。虽然每次的叙事口吻都很平淡,但是槟郎暴露出的问题从来都是赤裸、尖锐和无奈的,他会原原本本他展现出乡土文化背景下的美好,无奈或是艰辛这些诸多复杂的组成成分。

比较真实、具体地展现乡村生活原貌的,还有《乡村五事记》等。槟郎分别写了“嫁女儿”、“结婚日”、“办丧事”、“玩龙灯”、“佘村丰收宴”这五个典型的乡村大事。过去的乡村生活中,农人的日常生活比较单调,因而以上五件事均为可以挑起波澜的大事。“女儿养大了便是泼出去的水/父亲是男人,沉默着/母亲必要与爱女相拥而泣/给亲人磕过头后/便换上夫家的鞋走了。”一连串的叙述,好像描绘出了每一户农家嫁女儿的情形,都是过程式似的,一个个农村女孩重要的人生大事就过去了。就连丧事,也被槟郎写得像走马灯似的,好像过于通透了,又好像有一种无力的苍白感。

乡土题材一直是槟郎在诗歌创作中十分依赖的,也是其诗歌生命力的一个源头。过往生活经历的积淀和潜在影响,致使槟郎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对乡土题材的依赖,并且对他冲淡、平和的语言风格也有一定的牵引、导向作用,使其诗歌形成了具有强烈个人特质的精神气质。

201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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