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流们的“青春记忆”

[古道澜沧]

集体回忆录《七十年代》出版，主编北岛接受本报专访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吴波

　　近日，继《八十年代：访谈录》后，成长于上世纪70年代的文化人集体回忆录《七十年代》由三联书店推出，备受各界关注。该书收录了包括李陀、徐冰、北岛、陈丹青、韩少功等文化名人的30篇记忆文字，都是对“七十年代”的追忆和回顾。

　　本报记者专访了本书主编、作者之一北岛。

　　本专题采写及摄影 　本报记者吴波

　　陈丹青的70年代记忆

　　赣南山中饿到吃猫

　　回城偷看“内部电影”

　　我在赣南山中当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不知是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眩，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唯贴墙围观。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阎连科的70年代记忆

　　高层干部才看得到的

　　“内部读物”《红楼梦》

　　初一时候，还是初二之时，我终于听说中国有部大本小说，名为《红楼梦》，又叫《石头记》。问过村里会写对联的文人，说你家有《红楼梦》吗？那些文人都惊着看我，像我的问话里，隐藏着一个少年心欲的不安。终于在某一天里，同班有一姓靳的男生，哥哥是空军的飞行人员。他告诉我说，《红楼梦》那书，因为毛主席爱看，省长、军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也才能各自分配一套。他说他哥来信，言称有高级干部给了他哥一套。可以悄悄借我一看。直等到下一学期，他从书包里取出报纸裹了几层的东西给我。我躲进厕所，打开见是一本书，浅白的封皮上，赫然印着“红楼梦”三个大字。而在那小说的封底，果真印着“供内部阅读”的五个小字。我喜出望外，又战战兢兢，满头大汗。

　　王安忆的70年代记忆

　　文工团烧锅炉岁月

　　70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中削弱了冲击力，但能量并没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回想起来，魏庄，是可用来象征这一点的。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因是在鲁地，承继儒家耕读传统，教育兴盛，有诸多名校——我们团坐落火车站，出门常遇问路的乡下人，对女孩称作“大姐”，男孩则尊称“学生”，可以见出对知识的敬意。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1976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们团到魏庄后，临时搭建了一口锅炉，供全团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团里烧锅炉是由传达室大爷兼任，此时大爷要留守文工团，不能跟随下乡，原则上就由全团人轮值。但要轮到我们这样没经验的人，只会让锅炉自生自灭，所以，事实上还是靠几个会侍弄锅炉的专司。

　　70年代文化人的群体影像

　　这本书的三十位作者中有：创办《今天》的北岛，“偷书”的朱正琳，作为"海贼"的邓刚；有当年北京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有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也有农民高默波和阎年科……这一代人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沉重的历史挤压里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正是这一代人在走出二十世纪70年代之后，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

　　他们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命运很不一样，这些人后来先后成为学者、文化人、作家、艺术家，但是70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长经历，无疑在他们身上打下了很深的时代烙印，使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依附权利的品质，正是这样的品质，让这样的群体在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该书主编李陀表示，《七十年代》所收集的记忆文章不过是一些记忆的碎片，这些碎片散落出那个时代的真实形象，在这些文字影像中，读者可以与历史相遇，与往事交融。70年代，通过这样一本书，发现其不再是私人记忆，而是70年代文化人的群体影像。北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之所以选择书写 70年代，因为70年代和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这是这样一代人：他们是在70年代长大的，在60年代和80年代两个狂飙年代之间的这十年，正是这些人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者青年时代的十年。本书把主题定位于70年代，就是想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来有意地突出这个群体，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还有经验里浮现和呈现的历史环境。

　　北岛：商业化冲断了知识分子的传统

　　广州日报：您觉得7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有哪些特点？

　　北岛：我试着把这个问题归纳成以下几条：

　　早熟与独立：由于“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深入中国社会的底层，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时最小的只有15岁左右，独自面对生活的压力，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今天的年青一代很难想象。

　　游历：刘禾在关于地下文学和《今天》杂志的回忆文集《持灯的使者》的序言中写道：“《今天》诗派以及其他诗歌潮流的经验澄明，诗人或诗歌在‘游历’的形式下交换及流通，不但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是理解中国70年代前后地下文学的关键环节。这种‘游历’根本上是创作的源泉、出发点。”游历，可以说成了这代人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经验最直接，往往会从根本上动摇任何权威和教条。　

　　读书与思考：由于“上山下乡运动”，这一代都没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靠的是自学，读的都是“闲书”。而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往往与获取知识的方式有关。70年代是一个禁书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阅读的时代。

　　国家与个人：读过这本书，你会发现其实那时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和乐趣。这或许是个悖论，外在压力越大，个人变得越强大，强大到非战胜他所处的时代不可。

　　广州日报：李陀序言里问：70年代的知识分子有的成了文化明星，有的成了娱乐明星，他们还是知识分子吗？您觉得呢？

　　北岛：这个问题很好，其实答案已在提问中了。在商业化浪潮席卷之下，文化明星和娱乐明星应运而生，他们早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意识，忙着作秀赚钱通过媒体占领主流话语市场。我们在这里说的明星，是和消费主义时代的产业密切相关的，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

　　所谓“红卫兵一代”“知青一代”

　　广州日报：相对于80年代，您觉得70年代文化人记忆里多了些什么？

　　北岛：我看很难简单用年代来划分文化人，十年一拨还了得，又不是鱼。这种媒体的简单划分很成问题。说来这本书所截取的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即 70年代。作者的年龄在50岁到65岁之间，基本上是所谓“红卫兵一代”或“知青一代”，他们在70年代初还是青少年。这本书主要记述的是他们各自的成长经验，这成长经验非常特殊并且有共性。

　　广州日报：能否以您自己为例子给我们的读者谈谈7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问题？

　　北岛：知识分子分化，这是个太大的题目，我在这里只能简单说说。首先我以为由于随着国内外问题的日趋复杂化，加上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个人阅历，分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看在这种分化背后有两个潜在因素，一是视野，二是良心。我觉得各方的争论往往过于平面化，缺少向上的精神维度。总体来说，这恐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

　　广州日报：您是“朦胧诗”的奠基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回顾，朦胧派能否成为70年代成长起来那群文化人的标志？　

　　北岛:“朦胧诗”是标签。严格地说，《今天》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流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文学团体。如果说有什么共同倾向的话，那就是恢复诗歌的尊严。

　　八十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 著

　　三联书店，2006年6月

　　查建英选择了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11位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查建英在前言中说：“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