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困难正是写作的机遇

[老民]

　　我喜欢读回忆性的文字。许多事一经当事人讲述，就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它总是能打动我。

　　《今天》文学杂志复刊后，开始设立《今天旧话》的新栏目。到目前为止，由这个专栏陆续刊出的回忆文字加起来有十五六篇。这是《今天》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问世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将自己过去的历史作一次松散的、集体性的回顾。现在我把这些文字结集成《持灯的使者》一书，以飨读者。

　　由于《今天》的历史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因此，我们在《持灯的使者》里读到的不仅仅是围绕《今天》的那批有理想、有才华的诗人作家的故事，还能通过不同作者的手笔感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气氛，六十年代的气氛、七十年代的气氛和八十年代的气氛，以及这三个十年之间的不同。

　　齐简在《诗的往事》一文里，提到她初次读到郭路生(食指)的诗歌时的情景，说那是一次深刻的震撼：“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读到这里，齐简的“满脸的油烟和泪痕”也让我经受了一次小小的震撼，我想今天的很多读者大都会羡慕齐简，羡慕她有过那样的一次阅读经验。但我知道好多事情是很难重复的，不敢想象在如今这样一个听激光唱盘唱卡拉OK看好莱坞大片的时代，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还会有像当年齐简她们那样的读者，或许还有？但愿还有。

　　我们今天阅读《持灯的使者》仍被它所描述的世界如此吸引，恰恰是由于这里的文字能够让我们进入类似齐简所经验的那一切，那些油烟，那些泪痕，和一些实实在在的气氛。这些气氛贯穿始终，让你产生幻觉，让你经历一次奇特的时间错位，眼前的实实在在一下子变得有点不真实，好像走在路上一不小心踩了个空，你突然对眼前熟悉的事物产生怀疑，不由得问，比起诗人和他们的朋友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否更真实？

　　***

　　我忽然想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当年在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策划他那十卷本的宏大工程时，曾找过阿英和施蛰存共同商议，还多次跑到内山书店去寻求鲁迅的帮助，因为做这部书在当时困难重重。如果通不过审查，《大系》随时就有可能半路夭折；更不利的是，当时五四文学已日过中天，大多数都市读者的兴趣早已倒向好莱坞电影、畅销书和流行乐市场。阿英感慨地说，短短十几年，五四时期的作品，就在街面上看不见了，只能上旧书摊去找，由于这个缘故，阿英才全力支持赵家璧的计划，并慷慨地让赵家璧使用他家中的任何藏书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拯救了五四文学，迄今为止，正统的现代文学史依旧离不开《大系》最初设立的规则和选目，以及它讲述的关于现代文学的故事。

　　《持灯》里所描述的世界毕竟正在一步一步地离我们远去。在它行将消逝之际，有关这个世界的故事和传说如同回光返照，忽然变得清晰起来，故事里的人物也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白洋淀、黄皮书、星星画展、手抄本文学、十三号公共汽车沿线以及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都是这个渐渐远去的世界的时空坐标，坐标上面镌刻着老《今天》当事人的故事。令人感慨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不在世，而《持灯》里那些最动人的文字，往往是为了悼念逝去的亡灵所作。

　　逝去的亡灵还有另一层含义，它与写作本身有些关联，如田晓青在《十三路沿线》中所说：“当我拿起笔，才发现试图重现往事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当普鲁斯特试图穿过某一细节重返故地时，他重返的可能是另一个地方。同往事会面，如同与死者会面。”无论是普鲁斯特还是《持灯的使者》，但凡此类写作都跟时间和它的废墟有关，敏感的作家总是对逝去的光阴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焦虑。穿过某一细节不能重返故地，却意外地抵达了另一彼岸，这个过程也许就暗示了某种意义。

　　所以我想，记忆的困难正是写作的机遇。由于废墟(死亡)的意象永远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所以才不断地向人们呼唤叙事、呼唤意义的完整，于是就有了故事，有了普鲁斯特，也有了读者现在手中的这本书。

　　（《持灯的使者》，刘禾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