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心常青春，乡情永不泯——台湾诗人向明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记

[朱松壑]

向明先生是台湾著名诗人，“蓝星”诗社主要成员。他生于湖南长沙，1949年去台。1980年代以后，随着两岸交往渐多，向明的诗在大陆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09年4月27日下午，向明先生到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为诗歌中心的师生作了一场讲演，并与大家进行了座谈。

向明以“人以什么成为诗人”的话题开场。向明说，别人认不出我是诗人的时候我是最高兴的，诗人并不以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装饰自己，惟有诗，让诗人成为诗人。在正式的讲演中，向明谈到了新诗的破格与创格问题、新诗批评的问题，并介绍了台湾现代诗的现状。

向明把自己对新诗的破格与创格问题的认识总结为“超现实不如超习惯”。一方面，向明反对“新诗二次革命”、为新诗“创格”的提法。他认为，从强调“诗体重建”及推动新诗的标准化，到探讨仍然回到早期闻一多等套用外国诗的原型，无非都是欲扼杀现在新诗的多元的局面，要再找一个框框来套住诗的自由活动。因此，重建一个新的诗体来推动新诗的标准化并非解决之道。新诗的生命力恰恰在于“破格”，“破格”，才有今天诗的多元、多彩、多姿。另一方面，向明对走火入魔的 “超现实主义写作”、“潜意识自动写作”也表示了警惕，认为诗人不应沉溺于自我的狭小的、混沌的世界，不应以“超现实”为诗的晦涩难懂、不知所云开脱。向明重视诗人的实验精神，他说：要有古谚所谓“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要从今日生”的绝地逢生观念，才有真正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现；才有光鲜亮丽，电光火石惊人之诗的呈现。这几乎是所有现代艺术必走的活路。如果真要说“诗的革命”的话、这些绝地求生的变革才是真正的革命，才是积极有力的在找寻诗的出路。对于新诗实验的偏颇，向明认为决不是提倡“新诗二次革命”所能挽救的，徒作形式上的围堵，绝对不可能改变现状，而且并没有谁可以作为权威让新诗人景从。向明认为可以用“超习惯”的提法来代替“超现实”。如果诗要写得真正有“新”意，最忌讳的便是“熟”、“俗”二字。“熟”由习惯或模仿而来，所谓唾手可得，便是太过熟悉，拿来便配上用场的方便之门。钱钟书对陆放翁的一再重复自己，讽之为“自作应声之虫”，这是每个诗人都应有的警惕。向明表示，虽然诗人去追求超现实主义以及其它一切新兴诗派的主张或行动，并不值得一味鼓励，但那些恐惧改革，懒于争脱旧习惯，见到诗的新面貌就一味排斥的诗人，也应放弃成见，放弃使用习俗的词汇，改变诗思，摆脱对事物的惯性感觉，从平凡之中寻找一些藏匿的不平凡的奥秘。向明认为，所谓“超习惯”的写作，并不是任凭自己的情绪，甫一着笔就可成诗的，必经千锤百炼，反复琢磨，才可成型。洛夫是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但他的作品并非“自动写作”而完成，他写作的原稿，一行一句一字都是经过一再修改，稿纸上已经涂抹成一片漆黑，只留下几行修改好可用的诗句尚可辨识。周梦蝶的的诗也是同样，原稿涂改得漆黑一片，只有那几行改好的诗放出光明。可见好诗出自功夫。向明总结说，我们并不希望诗有所谓“标准作业程序”，我们可以不学超现实主义或其它新兴诗派的走火入魔，使诗如同走入幻境；但也不可躭于习惯，懒于求变求新。“超现实”不如“超习惯”更实际，诗人应是一个个人自由意志的坚决服膺者，诗歌应走出一条自由的康庄大道。

向明对当代诗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称一种玄虚的、言不及物的诗歌批评为“批评的堕落”。他以对台湾某年度诗选中《软枝黄蝉》、伊沙的《透视》、黄克全的《第59个玩笑：林发轫》、余怒的《守夜人》的批评为例，指出这些批评有凌空虚蹈和不实之处，或只是用一些概念和定义去生套诗作，或只是表达一种艺术趣味，或炫耀理论和学问，反而忽略了现实背景和常识，没有能指出诗中的悖谬之处，并不能引导读者去理解诗作，不能在诗人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向明认为，对于诗人来说，写诗并不全靠学问，学问太多，反而会拥塞住思想的通道，但不可没有常识，常识愈丰富，灵感会愈涌现。向明呼吁诗歌批评应诚实和中肯，不要硬套流行的术语，不要看不懂就略过不提，使批评合常情常理是批评家的基本责任。向明所举伊沙和余怒的诗例，可见他对大陆的青年诗人的熟稔。向明对诗歌和诗歌批评中常识的呼唤，也可见一个老诗人朴素和真诚的诗心。

向明介绍了台湾诗坛的情况。向明说，台湾政治气氛很浓，蓝绿壁垒森严，甚至连蓝绿不同阵营的诗人也不相往来。台湾的诗人，既无法逃离政治的话题，又不投入到政治的漩涡中。向明说他曾写过有关钓鱼岛的诗歌，但不愿直接参与政治，而是以诗的形式对现实发言。向明提到有位台湾本省诗人曾建议他学台语，但向明认为语言只是种媒介，诗人以中文写诗就可以了，没必要学台语。因此，诗人既用诗参与了现实，又以诗的形式逃避了政治的冲突和纷扰。向明介绍了台湾诗歌的重要选本：《年度诗选》。向明本人曾长期是尔雅版《年度诗选》的编委，这个诗选坚持了二十多年。除了尔雅版，亦有前卫版的《年度诗选》，但坚持时间不长。《年度诗选》是了解台湾诗歌的一面镜子，每年约有五六十首诗入选。《年度诗选》对台湾诗歌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台湾的文学奖也对诗歌发展有很大帮助。向明介绍，台湾的文学奖很多，奖金也数量不菲，尤其是各大报副刊的文学奖，更是吸引了众多诗人的参与。台湾有名的诗人，几乎都是从文学奖出来的。向明先生曾担任数种文学奖的评委，他对台湾的文学奖的运作程序做了介绍。台湾文学奖多实行无记名投票，严谨而公正，非到最后，连评委也不知获奖名单。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因为作者名单保密，一些作者可能凭一首诗在多个文学奖中重复得奖，这种“一稿多投”是另一种不公正；二是评委权力过于分散，使得一些获奖作品囿于评委的趣味和眼光，反而水平不高。台湾的文学奖多是当众宣布，现场颁奖，颁奖典礼上，评委常会受到未获奖者的质问，向明就曾遇到过这种尴尬，这大概是文学“民主化”的双刃剑。对于当下的台湾诗歌，向明认为，如果说过去台湾诗比大陆诗进步的话，现在的台湾诗则反而落后了。原因就在于台湾诗人过于保守，习惯性的写作太多。包括一些老诗人的写作，也固步自封，没有实现自我的突破。谈到大陆的有实力的新锐写作，向明举出了江非，得知江非曾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驻校诗人后，向明很是高兴。向明认为现在台湾最有活力的诗歌写作，是中生代的写作。台湾的中生代，指的是生于1940年代以后的一批诗人。这些诗人没有经历过台湾现代诗的发展时期，这使得他们反而不局限于某个诗歌团体的写作风格，实现了个人的独立发展。这些诗人中的佼佼者，包括简政珍、白灵等。向明介绍了台湾的一种重要的诗歌刊物：《台湾诗学》。《台湾诗学》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网刊《诗鼓吹》，二是刊登理论和批评文章的《学刊》，三是刊登诗歌作品的《诗刊》。向明还介绍了《卫生纸诗刊》等台湾新兴的诗歌刊物。 向明说，现在人们普遍还只是了解台湾一些名声卓著的老诗人，如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等，应该对台湾诗歌多些了解，了解中生代乃至更年轻一代诗人的写作。作为台湾老诗人的一员，向明自然谈到一些老诗人的近况。向明着重介绍了诗人周梦蝶。他把周梦蝶称为在生活中实践“禅”的人。周梦蝶以90余岁的高龄，独居于台北一间小寓所中，生活清贫而简单，常以馒头稀粥为食。周梦蝶不以物喜，清心寡欲，恰恰是他这种有“禅心”的人，写出了最好的“禅诗”。但老诗人的写作和生活方式，并不见得为年轻一辈所欣赏，向明称台湾的老诗人和年轻诗人之间存在“代沟”，来往不多，各有各的群体。

向明先生的讲演由吴思敬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张桃洲副教授、孙晓娅副教授及部分研究生，聆听了讲演并与向明先生座谈。晚上，吴思敬教授代表诗歌中心宴请了向明先生，席间言笑晏晏，相谈甚欢。向明先生进一步介绍了台湾诗歌及台湾文学和社会的现状，笑谈间讲述了许多趣闻和轶事。被问到自己的少年经历和漂泊海外的心境时，向明先生面色凝重，回顾了一些人生片段。向明当兵后离开故乡长沙，1949年随国民党去往台湾，从此悬居海外，与家乡亲人断绝音信。直到1988年向明才有机会回到长沙，却获悉父母双亲曾屡遭政治运动的冲击，已先后去世，家里境况惨淡。幸而现在两岸隔阂日趋打通，政治分歧不能成为血缘亲情的阻隔，向明先生得以常与故乡的兄弟姐妹团聚。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经济状况也有很大进步，向明说他长沙家人的生活，甚至比他在台北还要富足，谈到此处，向明先生始露欣慰之色。

向明先生1928年出生，已年过8旬。但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丝毫不显老态，尤其是谈到诗歌，向明先生更是充满激情，不能不让人敬佩他那永远年轻的蓬勃诗心。向明先生久居台湾，但湖南乡音未改，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对故土的眷恋，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种赤子之心也让在座诸人深深感动。



（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