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非才子的徐志摩

[大江]

　　这题名不是我想出的，是模仿叶公超的。1936年鲁迅去世后，作为非同一营垒的文化人，叶公超写了篇文章，叫《非战士的鲁迅》，对鲁迅的文学成就表示了相当高的敬意。

　　于是便想起了叶公超写鲁迅的这个题名，于是便想说说非才子的徐志摩。

　　现代作家中，最难定义的怕要数徐志摩了。

　　大多数作家，革命还是反动，进步还是落后，一目大致了然，两目即可定谳，徐志摩就不同了，你就是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看上三遍也难下个简单的判断。过去说他怎样的反动，看着先就不像。1931年就死了，他反谁的动？想来下此判辞者，根据或许是，曾与鲁迅交恶，与胡适又走得太近。现在人们的视野开阔了，胸襟也开阔了，知道人与人的交往，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绝不是一根红线或是一根黑线就可以划出楚河汉界。以某一个人的好恶而定许多人的向背，通达与偃蹇，没有不荒腔走板，贻笑大方的。

　　事实上，徐志摩多么反动这个概念，普通读者几乎从没有接受过，更没有宾服过。太和气，也太俊逸，不像个“横眉冷目”的革命家是真的，但你能说不是革命家就是反动派？几分顽皮，几分随意，那么才气，还那么福气，该是普遍的认同。女人喜欢他的风流倜傥，男人喜欢他的倜傥风流。要说男女间有什么区别，或许女人为同类考虑，会生些不该如此轻薄的遗憾，男人为自己思量，会生些风光何必一人占尽的怨怼。

　　对徐志摩的评价与研究，千万别硬套什么高深的教条，最切实的做法该是，由情理二字入手，作一步深似一步的推勘，渐趋渐深，总会抵其堂奥。

　　徐志摩自己，在情与理上都有提纲挈领的话。情上说过，“我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理上说过，“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徐志摩《猛虎集·序》)。情上的线索大致清晰了，且将理上的线索也大致理顺。

　　Hamilton，通译汉密尔顿(1755-1804)，美国政治家，华盛顿时代的财政部长。对这句话，不知别人如何理解，我自己先前的理解几乎全错了。因为汉氏做过财政部长，就以为徐志摩的这一理想，不过是对父亲要他进入金融界的期许的一种延展：进入金融界，最终做到财政部长。就好像普通人家的孩子，父亲要他当官，他要当大官一样。细细品味，两句之间的关系非“递进一层”的意思，乃“我则反是”的意思。财政部长只是汉密尔顿的一个职务，他一生的功业要显赫得多，当过军事指挥官，当过律师，写过《论魁北克法案》等重要著作，创办过《纽约晚邮报》。是华盛顿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重要作用。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目标明确、不避艰辛的实干家。他的一切努力与建树，都有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建立强大的美利坚和众国。

　　循着这个思路，再看徐志摩一生的行事，他的学业，他的功绩，甚至他的为人作派，一下子就是另一种声光，另一副色彩，另一重境界了。

　　1915至1918年，两度进出北京大学，学的都是法学。此后赴美留学，先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1920年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中国好些学者都出自此翁门下)，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修的是经济学且参加了当时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他们那一茬留学生中，有他这样全面的政治经济学训练的实在不多。留美期间，甚至有人称他为“鲍雪微克”——布尔什维克。

　　历史似乎着意安排这位年轻人，在1922年回到国内，注定要有一番大的作为。此前，中国的文化界，已形成了两个影响巨大的文化团体，一个是以本土作家学者和老留日学生为主建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以新一茬留日学生为主建立的创造社，而在西风东渐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欧美留学生为主的文化团体，岂能开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几乎是不经意间，徐志摩便以泰戈尔文化为契机，在北京成立了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新文化团体——新月社。两三年之后，风云际会，移师上海，啸聚同志，成立了声名赫赫的新月书店，出版以“尊严与健康”为宗旨的《新月》杂志，很快便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新月派”。

　　对徐志摩的实干精神，叶公超有这样的记述：

　　他是难得的一个永不败兴的人。无论作什么事体，他的兴致总比别人来得高些……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这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叶公超《志摩的风趣》)

　　这劲头，是不是有点汉密尔顿的味儿？

　　创业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恰似作战的东拼西杀、戎马倥偬，纵然如此紧迫操劳，又几乎是不经意间，他结束了自己的婚变，完成了新一轮的婚姻。常人有此公私两桩大事，不是焦头烂额，也必定无暇旁顾，而徐志摩竟能在公私不废的前提下，三拳两脚，几个腾挪，再回过身来时，已然是一副中国最著名诗人的面目。以新诗之稚嫩，能在广为传唱的层面上与旧诗媲美的，几十年来，怕还要首推此人。好多人只能是一首或两句，而他则是一首之后还有二首，二首之后还有三首、四首。当年“诗哲”的称誉，时人及稍后的后人，多以为是嘲讽，再后的后人，怕会认为不过是个也还恰当的实指。

　　先前，我也一直视志摩为诗人，直到上世纪最后几年写《徐志摩传》时，翻检资料，方始发现，作为一代文学名家，他在散文写作上的成就，要高于他的诗歌。退一步，即便认为两者在艺术上不分轩轾，而诗作更多地体现了他的感情，散文则更多地体现了他的思想，当此时际，也应当推崇他的散文作品。

　　说了他的学业与功绩，按说该下个结论了。对许多小德逾闲的文人来说，或许是最好的规避，然而，对徐志摩来说，则是一种严重的失察。无论是按之以当年的口碑，还是证之以过后的追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徐志摩最为可贵的乃是他人格的魅力。

　　陈西滢是志摩的好朋友，他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连索，他的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转引自胡适《追悼志摩》)

　　周作人与徐志摩交往并不多，对他的印象却甚佳，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周作人《志摩纪念》)

　　如果排除了徐志摩才子的一面，那就应当承认，无论功业还是人品，徐志摩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我们过去对他的功业与人品方面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