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重庆书》是我写作的冒险

[河南倩倚]

（补记:《重庆书》几年前首发在《诗刊》还没有单行本，《南方都市报》特别委托评论家谢有顺给我做了个专访，这些天精神不集中，有点无所事事。猛然想起中国现代文学馆催我的资料已经两次了，便开始进行整理，当重新读这个专访，觉得有点意思，很慎重地把它放在这间屋子来了。）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隆重推出诗人梁平的１３００多行长诗《重庆书》，引起了诗坛强烈反响。不久前，《诗刊》社在北京为该作品举行了学术研讨会。高洪波、吉狄马加、牛汉、孙玉石、雷抒雁、张同吾、杨匡满、韩作荣、叶延滨、查干、王干、张者等诗人和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者就《重庆书》的现代意识、对城市文明的反省和思考、浓厚的人文精神和寻根意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对诗人梁平在诗歌领域的追求、探索和创造给予了高度评价。与会者认为《重庆书》是一部具有审美个性的大气魄的作品，是我国当代长诗的重要收获。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特别强调：“我对长诗已经有了２０年的期待，《重庆书》将进入诗歌历史的书写。”下面是本报对诗人梁平的专访。　

四川诗歌在中国诗坛一直受到关注

记者：你在四川这个诗歌大省进行诗歌写作，是一种写作的幸运，还是倍感压力？　　

梁平：四川的诗歌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非常风光的，直到现在，四川作为一个诗歌大省也当之无愧。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诗人，在四川是非常幸运的，这种幸运来自你时时都能感受到一种诗歌氛围，传递这种氛围的不仅仅有留守在四川的诗人，即便一些已经离开四川的川籍诗人也仍然会把这种氛围时时传递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链，割不断的。要说到压力，我相信只要你是在认真对待诗歌，你就会有压力，这取决于你对诗歌的态度，不在乎你生活在什么地方。　　

记者：成都的诗歌群体的现状如何？　　

梁平：成都的诗歌群体实际上就是四川的诗歌群体。已经被诗坛记住了的诗人如石光华、尚仲敏、马松等时常在茶楼、酒吧见到。欧阳江河、孙文波、万夏、李亚伟、杨黎虽已移居北京，却常回家看看。柏桦、张新泉、翟永明、何小竹、杨远宏、周伦佑等一直坚持写作，只是写得更坚实、更冷静。现在比较成熟、活跃的还有哑石、吉木狼格、靳晓静、、龚学敏雨田、杨然、瘦西鸿、小安、史幼波、凸凹等，他们在中国诗坛仍然保持了一种很生猛的势头，是现在成都诗群的中间力量。同时，更年轻的一批熊炎、弥赛亚们开始活跃起来。这样的名单可以一直往下列出几个方队。总的看来，成都诗歌群体还会坚挺下去，因为，成都这个地方是一个出诗歌的地方。

写《重庆书》是我的一次冒险，是对传统长诗的挑战

记者：《诗刊》第９期下半月刊以前所未有的篇幅推出了你长达１３００多行的长诗《重庆书》，并于不久前在北京召开了这首长诗的研讨会，这在诗歌界反响很大。从你自己的角度说，写完这首长诗后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接下来你的诗歌写作会做哪些调整？　　

梁平：《重庆书》仅仅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写作计划，如此而已。一部作品完成以后开个研讨会已经像一个可有可无的节目让人麻木了。但是，这次在北京为《重庆书》专门召开学术研讨会，那么多专家、学者对《重庆书》的厚爱使我感动。对一首诗，大家极其认真地从结构、语言、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对汉语诗歌的意义等各方面进行细致的探讨，让我受益匪浅。写《重庆书》是我的一次冒险，无论从结构到语言都是对长诗的传统概念的挑战。老实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在《重庆书》里体现出这种较量。我自己的诗歌写作，一直坚持实现传统和现代尽可能的完美整合，不因为别的，只是我觉得这种方式更适合我书写自己的生活经验。接下来，我还有一部长诗的写作计划，写三星堆。三星堆给我们所认知的世界留下了那么多谜，至今无法解释，然而，这些谜却给我们的诗歌留下太多、太丰富的空间。我已经六次去三星堆走访，去了最早发掘的燕家院子，找到了那里的后人；也和四川大学的学者进行了认真交流，现在的准备基本就绪。　　

记者：你现在生活在成都，却写了《重庆书》，是为了对重庆生活的回忆和缅怀，还是为了给一座城市立传？　　

梁平：我想说的是，这首长诗不是我对一个城市的缅怀，也不是写一个城市的诗性简史，而写的是，人与城市的胶着关系，人与城市的抗衡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我毫不犹豫地在《重庆书》里选择了两条线索营造全诗的精神氛围，一是这个城市的血型，另一个是人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一方面我试图让这个城市的血型浸透人的骨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人的生活经验去验证这个城市的血型。于是，我把抒情方向、支撑我想像力的素材范围上溯到３０００年的远古，下究至一个人几十年在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在宏大中雕刻细微，在强烈中重视舒缓，以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交叉贯穿，虽然它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一个具体的人物，但它有鲜明的主干，这个主干就是这个城市的精神、人的精神。这样，具有不可动摇性的西方史诗里的光明、日神的意象以及传统意义上长诗的叙事手段在《重庆书》里消解了，凸现出来的是，对这个城市精神的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抒情。我心里很明白，这种选择的本身，一开始就决定了必须承受史诗概念和传统意义上的长诗的较量。

诗歌现在的状态恰恰是回到了应该回到的位置

记者：诗歌刊物的命运也许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么惨，作为《星星》诗刊的主编，你是怎么妥善经营又坚持自己的编辑理想的？　　

梁平：诗歌刊物尽管艰难，但的确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样悲惨。《星星》在邮局的订户稳步上升，市场发行的开拓我也是满意的。就经营来讲，我所做的就是首先让每一个员工从单一的编辑角色向“杂志人”调整，我要求编辑要熟悉市场的“水性”，每年每个人都确定创收和发行的任务，哪怕只是象征性的，目的在于体验市场的残酷。同时，我们坚持纯文学杂志的操守，严格“四不”，即不赖稿酬，不讲人情，不论资排辈，不排斥任何诗歌艺术的坚守和探索。我们的刊物不是办给哪一部分读者看的，而是面对所有读者，只要你喜欢诗歌，你就会在《星星》上读到你喜欢的诗。　　

记者：看着现在这种正在各地兴起的诗歌热，很多人都有一种乐观的感觉：诗歌复兴的时刻也许正在来临。你怎么看？　　

梁平：我对诗歌复兴的说法一直持有怀疑，或者说一直不赞成这种说法。我认为，诗歌现在的状态恰恰是回到了应该回到的位置上来了。这个观点前次《文学报》采访我的时候，我已经说过。诗歌的全民运动、造神运动最终是让诗歌受到伤害。如果诗歌再热到50年代、或者80年代，要么是诗歌本身出了问题，要么是我们的社会又开始生病了。现在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诗歌的繁荣景象，的确是令人感动的。但是，感动之余，诗人的名字记住了不少，真正留到现在而又仍然经得起检验的诗歌又有多少呢（这包括这个时期荣获各种大奖的作品）？对一个泱泱大国来说，对当时的繁荣景象来说，恐怕留给我们反思的东西更有价值。诗歌写作需要激情，但是我觉得更需要耐心和安静。现在尽管网络诗歌写作作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现场，仍然显现出浮躁和喧闹，甚至也有这个和那个的争吵，但是更多的诗歌写作者，包括争吵的双方，却都在安静地写作，只不过各执己见罢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进入深度的写作，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与一切制造的场景无关。我相信，越是诗歌安静的时候，越是应该出真正优秀的诗歌的时候。

□特约采访　谢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