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斌: 朝圣者之旅——倾向古典的新客观

[夏长斌]

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回首往事，站在一个比较清醒和超脱的自我批评者的视角，来回顾我个人成为诗人的历程和如何逐渐确立起在诗歌上较为坚定的立场，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人生在世，冥冥之中，一些平时看似并不经意、似乎纯粹偶然性的事件，将在不同的时点以不同的甚至你当时不能知晓的方式，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根本的决定性的影响。在一个人一生成为他自己的漫长又短暂的过程中，这些非线性的偶发性的因素，如同命运，受到上天和神灵的派遣，成为引导我们最终成就我们自己为“这一个”、这独特的一个的事件标志。
1971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湖南农村家中，父亲是高小二年级文化的赤脚医生，母亲是左眼有点轻微白内障的文盲。我父母虽然是到了中年方得到我这唯一一个儿子，但我们家在当地一直家教很严，从此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基调—— 无论到了哪里在什么时候，我总是一个遵循传统美德和规矩的“好人”：在家是听话的好孩子，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亲友是比较合格的好亲友，在社会是遵守社会规则的好公民。我父母的人格决定了我的勇敢、正直、自律和善良，自制、宽容和规范、努力。热情开朗和永远表里如一，成了我人格的主要特点。
有谁会想到象我这样一个朴实无华、规规矩矩，但是价值观明确、极端酷爱学习和思考的农家孩子，最终会鬼使神差地成为诗人呢？如今回头细想，却也能很清晰地理出个头绪来。在众多偶然因素的交织中，我之所以今天成为诗人，似乎也是命中注定，顺理成章。可追溯的因素可能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点。
第一点是我父亲受我祖父和他曾经当过土改干部经历的影响，有时还真有那么点乡村诗人的意思。平时他在家还能读个书报，而且由于同时是拳师和医生，骨子渗透着侠义和爽朗的热情与浪漫气质。逢年过节，他总要自己亲自写几副对联。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我很小时就鼓励我看民间流传的一本人生小册子《增广贤文》，平时言谈亦颇具感染力和表现才能。1999年我请他来香港游览，他已经七十高龄，竟然还能每到一风景点就写一首古诗，而且意味不错，他的诗歌能力可见有点基础。我中学时期即开始学诗，与我父亲的遗传和创作实践隐约相关。虽然我父亲不支持我写诗，认为这解决不了个人生存问题，但他终究没有强烈坚决地反对，而且多少暗暗有点默许与欣赏，这就等于替诗神为当时还十分年幼的我，打开了通往艺术大门的道路。这是我父亲和家族血液里存在的文学基因对我的影响。我大姐、二姐在文艺方面均有爱好与才能，也清晰地证明了艺术在我们老郑家的基因遗传并非臆想。
第二点是我前面谈到的，我二姐对我在写诗上的直接的影响。我二姐经过三次复习高考，终于考上了大学，她上的是零陵师专中文系。如果我没有记错，1986年她第一个寒假带回家来的书就有两本文学书。其中一本被我如饥似渴地读了，是她的教材《外国文学选读》中英文对照版。平生第一次我读到了卡夫卡的城堡、变形记，弗洛斯特的雪夜林边，艾略特的荒原，斯蒂文斯的十三只黑鸟，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优秀现代经典作品。当时卡夫卡和弗洛斯特直接冲击了我的心灵，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是多么惊奇而又陶醉于滑稽苦涩的变形记和美妙无比的雪夜林边。神奇的是，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任何一点外国尤其是当代外国的文学作品，但一接触，就被大师级的人来了个大满贯，从此对文学建立起了高标准。可以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对二流的作家总是无法容忍，对于一流以下的作家和作品总是打心眼里瞧不上。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么，我正是在1986年末1987年初开始了诗歌写作的。当时，成为伟大的作家已经成了我十分明确而且无比热烈的梦想。
第三点是我的农村出身在学习上对我造成的压力也有关联。事情是这样的。在1983年考入新田县一中读初中、高中之前，我一直在本村或乡中心小学读书。那时的贫穷落后啊，整整读完了五年小学，我从未有过一本课外读物，虽然我的成绩永远十分优异，但在语文的作文是却总是有所欠缺不足。等我一到了县城，和城里的孩子一比，这方面的缺陷尤其明显。我清楚地记得，我入学时是四个班中最差一班的第36名，但第一学期其中考试，我已经上升为班上第6名，期末考试时我已经成了差点第一的第二名了。差的地方就差在语文作文上。我在小学从未学过英语，但我上中学一学英语就成了英语尖子，还经常帮老师代课和改试卷呢。这侧面证明了我还是有点语言天赋、语言才能。但作文却没有这么上升得快。为了获得全班和全年级第一名，快速而且不断提高作文成绩成了我中学时代的攻关重点。由于上述原因，我上学校图书馆借阅了不少散文书，散文之外逐渐读上了冰心、郭沫若、艾青和泰戈尔、普希金等诗人和台湾的洛夫、痖弦、纪弦等诗人。在当时读到的诗人中，普希金和泰戈尔、徐志摩、戴望舒四人对我发生了决定性影响。我的第一首完全受启于雨巷，后面的中学的诗基本上就是前面讲的几个人和雪莱、拜伦、裴多菲、普希金等后期浪漫主义影响下的试作。因此，可以说我虽然一开始就完全接受并成功建立起了对现代经典文学品味的高标要求，但我自己的写作却没有以现代诗写作为起点，东方和西方经典的古典主义传统才是我自己自觉选择的文学创作的起点。贫乏往往创造出丰盛。在我因为写不好作文要学写的情况下，竟然一不小心写入了迷，写成诗人，如果不是命运使然，那又是什么呢。
再有一个因素则是潜在的，或许也是最根本的因素。那是我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我母亲在我个人心中基本是个圣母形象。由于她死于我十八岁考上大学之前，更加深了我对她的美好记忆和永久、时刻难以平息的怀念。可以说，我一生的奋斗均是为了不辜负家人对我的期望。这其中，有我父亲和三个姐姐对我的非常现实和具体的高标期望，但更多的，则是我母亲对于我成为一个完整、独特的人，即一个能够获得爱并无偿地付出爱的优秀的人的完满的期望。我母亲身上的美德难以尽述，但她最大的美德则是爱、宽容、乐观、自我牺牲和善良。她对于我，有点神圣女性于但丁的形象。她的人格和性格中充满了诗歌的热情和善良，她的幽默和爽朗，不自觉地表现在她对我们和父亲堪称伟大的奉献。她因我们而生存，她是我们儿女健康成长而自制的最佳榜样。她的生活如此自信，忧愁中欢笑，病痛中坚挺，如此自然快乐而充满尊严。这就是一首诗，无形中包围着我，护佑着我，给予我灵魂的滋润、安慰和培养。因此，要让我追根究底，我认为我母亲才是我心灵力量和精神压力的最终源泉。我母亲的品质，决定了我精神品质的根本倾向，自然也就决定了我诗歌写作的基本倾向。
我就这样走上了诗歌之路，一直默默地走到了今天。关于我大学时代以后的诗歌经历，我的至友优秀诗人聂广友已经在他精深微妙的序言《秋天，我独自一人》中做了详细分析，读者可以从其评述中得知我后来诗歌写作的基本走向。大体上我完全首肯刘翔教授和广友先生对我诗歌写作的判断。但也有这么几点，在对他们的经典评论无保留地赞美之余，我个人仍然对自己的人格、生活和写作中的以下数点持有部分保留意见。
首先，正如我上面所述，我想明确说明的是，最早对我发生影响的诗人和诗歌有现代派，而且是中外一流的现代派，但现代派不是我诗歌写作的第一起点。我的诗歌的发源地最终可确定为以普希金和泰戈尔为代表的后期浪漫主义和东方象征主义传统。
其次，我在1989年入读杭州商学院时，快速完成了第一次转型，即受益于以梁晓明、刘翔、阿九为代表的北回归线诗人和法国、美国现代主义诗歌，我一变而成了现代诗歌写作者。应该说其中有这些人对我产生了大影响：海子、骆一禾、洛尔迦、魏尔伦、瓦雷里、里尔克、斯蒂文斯、弗洛斯特。这是事实。其中后三位一直影响不减。当然，我之所以象刘翔所说的起点较高，是因为我刚刚开始就大量阅读、广泛吸收的开放性立场。辜正坤1600多页的《诗歌鉴赏词典》，还有同样精细、也多达1000多页的《诗经鉴赏词典》和比较全面的《美国诗人五十家》被我在1990年反复研究了几遍。因此，说到我自己风格的形成和价值取向问题，我自己坚持这样评价：我早期的主要形式、节奏和音乐性及诗歌情怀主要来自《诗经》，其中自然有前面提到诗人的影响，但定基调的则是传统的抒情咏叹调根源。这个东西在当时我自己也无法看清楚，但现在回顾，确认它已没什么难度。并且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对现代主义表现出警惕，和自觉而且有效的距离疏远。我大量阅读研究它们，但我只选择我想要的部分东西，并始终以一个独立写作者的姿态自由进出其中。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诗歌立场，几乎就成了我对以西方现代诗歌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立场。
再次，我不认为我自己已经或将会完全退守于古典。坦率地讲，我对中国当代诗歌中所谓的中国气派的“表相”诗歌和写作者不持肯定态度，亦不给予较高评价。我意识到时代已经改变，世界已经改变，中国人的世界及中国人本身也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真正的巨大的内在和外在的改变，古代近代模式的中国人典范和中国人思想模式和艺术模式已经不适应了。当我谈到中国诗歌和汉语诗歌时，我们其实要指归的不是唐宋或明清甚至五四时期，而应当是今天，二十世纪下半期至二十一世纪。我们所要生出的诗歌，不是以前的中国诗歌，而是变化了的世界内变化了的中国人的现代的精神及生活写照的诗歌。它当然不是现代西方诗歌的翻译体，但对不起，它也应该不是中国旧诗词的翻译体。它是什么呢？它只能是成功综合了中西古今四元素的新东西。它中的是现代的中，它西的是现代的现代化的西，它古的是中国人五千年的古，它今的是中国人性嬗变于现代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中的今。它既不是移植，也不是复苏，更不是嫁接，它全然是个新物种。它可能四不象，但它却能成功切中我们的处境和内心。因此，从原则上我反西方的现代主义，但并不为古所泥。我吸收古典，但我要面对的却是当代汉语。
还有重要一点，我想说明，并非我简单地不爱现代，而是源于我所坚信的诗歌信念。我的风格和我的方法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而完全基于我严格、反复思考之后的有意识的清醒选择。事实上，在倾心于中外古典诗歌的同时，布罗茨基、米沃什、沃尔科特、R.S.托马斯、W.B.叶芝、悉尼、卡瓦菲斯、聂鲁达、无数的拉美、地中海大师级现代诗人，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现代诗人，都对我产生过良好作用。我个人的写作是一种方向性很明确的写作，正如聂广友所批评的，我的写作建基于“意义”，但并不局囿于“意义”，但绝对旗帜鲜明地排斥“无意义”和“非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可以完全将“意义”更换为“稳固而完整的诗意”。毕竟，诗歌是诗歌，而不是真正的纯正意义上的文字或文体游戏。当然，对待文字不能采用简单的工具主义，技近乎道者是也。我个人一直坚持的标准和想达到的目标，恰恰是技艺超群以至于技无可技，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因此，在技术上我崇尚叶芝、李白、弗洛斯特、孟浩然、陶渊明，而对雕琢文字的诗人不太重视。大体上我追求的是，全诗浑然一体的整体感、诗意的完整，结构的平衡稳固，文字的生动、准确、清晰、恰当，和文体的协调、省净。到了后期，我甚至会极端敏感地避免并刻意去掉“文字和语言本身带来的暂时、表面的惊奇”，平实、准确、真实而稳固成了我评价诗歌好坏高低的重要计分器。因此，反复思考之后，我将我的主张修订为倾向古典原则的“新客观现实主义”，而非真正的不免骨子里泥古的“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其实不能这么叫，而且也不成立。新就是新，旧就是旧，新不是旧。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的文化运动全然是一次新生的脱胎换骨的革命，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真正的一次历史性精神、文化大变局，而根本不是什么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很明显，再谈什么“新古典主义”既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没有什么创作出路。
总体而言，我赞同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叶芝的说法，一个真正的严肃的诗人就是一个诗歌和艺术领域虔诚的朝圣者。他身上肩负的是文化和精神的使命。他以文字为材料，以文学为表征，以人生为根底，以真美善为归依，但不可亦不能以文字、文体、文学为游戏。与其说诗歌为事物命名，不如说诗歌为精神性的存在而非物质性存在，为人类丰富卓越的灵魂而非美丑不一的肉体而命名。与其说是它创造的是“语言层面的世界”，不如说创造的是“精神层面的光明”。与其说它是主观对客观的反射，或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不如说它是主观的客观化，客观的主观化，是对自我永不停歇、永无止境的满怀诗意的勘测、应答与回声。
补充一点，遵循以上的诗歌观点，我阅读和评价一首诗歌的好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评价准则。我评价一首诗成立不成立，优秀不优秀，首先不是看它的语言、技巧是否新奇、古怪、有趣，而是看它要表达、传达的东西是否真实、有价值，是滞符合人天生的朴素的审美的自然感。一首诗在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性成立了，基本价值也就有了，就基本上可以说是“成立”了。然后我再看它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境界和个人品味。品味高、境界高的诗歌，代表了作者具有了更高的智慧和更高更深入、更敏锐的诗歌洞察力和精致感受力，作品质量也就越高，也就说一首不仅能“成立、立得住”，而且能够“立得稳、立得好”了。最后我才看一首诗的语言、技巧是否恰如其分，有没有过了或不到的地方，尤其是有没有在那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必要地“秀自己”。如果没有毛病，那么这首诗就还可以说“立得正、立得洁净”了。与我早年对语言极其感兴趣相反，我大体成熟之后，极端反感有人在诗歌中进行语言上魔术般的炫技表演。在我看来，故意的诗歌上的炫技不仅不能创造诗歌中的华彩光辉，反而是对诗歌的一种犯罪，是诗人对自己诗人身份的轻视，是诗人对自己和诗歌的一种不诚实，不但不能提高自身和诗歌的价值，反而在成熟的大诗人看来恰恰相反地正是一种可笑可怜的“小丑”行为，是有层次、有档次的诗人所不屑于作为和需要始终不渝地避免作为的。
归结以上分析，我感觉一个诗人最大的才能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诗意感受能力和外现的高超语言才华。不是，绝对不是的，也不应该是的。一个好诗人的本质能力其实是自我认知能力，它指的是每一首、每一首诗的每一个部分、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个标点符号，每一个词语和情绪细微的音响，它的度在哪，哪儿是它最合适的点。因此，它需要的根本不是才华横溢，而是如何控制和正确使用自己的才华。节制是优秀和伟大诗歌、诗人的根本特点。因此，我个人认为，明智地自我节制的才华，才是成为优秀诗人最重要的文学才华。许多已经出名的所谓“名诗人”之所以才华横溢但作品却依然乏善可陈，或者仍然只是不由自主地反复停留在“语言、情感的时装秀”上，就是因为他不是没有才华，而是太有才华，而且不能很好地控制、运用自己天赋的诗歌才华。我记得著名评论家陈超先生也曾提到他自己在节制方面存在明显的缺点，从而影响了他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在诗歌艺术和心智才能的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成长。如果硬要说作为一个诗人，我有什么东西值得自豪一下，那么，我认为恰恰不是我的诗歌才华，而是我对于才华的深度理解和运用更大的人生智慧对于总是意欲突出自己的才华的节制，慢慢根植进了我作为诗人的本质之内，从而迫使我在写任何一首诗时，自觉要求一首诗在收中放，在散漫中联络集中聚焦的本质力量。总之，节制，从容，大气，自然，完整，平淡中见惊奇，智慧中藏敏感，既是我自己的写作要求，也是我对一首好诗所能持有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