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返“1980年代诗歌”现场？

[中山乔]

近年来，“重返80年代”是学界的热门话题，学者们用“重返”的方式与“历史”对话，重新梳理和认识这段被公认为辉煌的文学时期。但在热烈的讨论中，诗歌界的声音相对微弱，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最活跃、最有冲击力的文学样式之一，诗歌发展到今天，“1980年代的诗歌精神”是否尚存？演变到如今，它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它与当下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关系？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上，“1980年代的诗歌精神”成为焦点，与会诗人、评论家围绕“1980年代诗歌精神的内涵与意义”以及“1980年代的诗歌生活”等议题各抒己见，生动、芜杂、多元的“1980年代诗歌图景”在热烈的对话与交锋中部分得到还原。

重新审视“1980年代诗歌精神”

或许没有人会质疑“80年代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乃至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正如评论家唐晓渡所言，“不要把80年代变成一个故事”。近三十年之后，作为亲历者和后来者，如何重新回过头去审视“80年代诗歌”，如何回答那些曾经存在、但如今已随情境改变而发生变化的“老问题”，以及一些在回望中发现的“新问题”，对于当下来说很有意义。

“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计划”的发起者之一、评论家何言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一个“归来者”的现象，即一批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活跃在文学界、之后因故离开的作者，如今纷纷回归文学创作。本届柔刚诗歌奖得主潘洗尘正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风起云涌的大学生诗歌运动中，他非常活跃，创办了有影响的诗刊《大学生诗坛》，并主编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本大学生诗选《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后来他下海经商，远离诗歌创作，这几年他重新归来，每年投入巨额资金运作四本诗歌刊物，组织诗歌活动。而这样的诗人全国有很多，他们对诗歌有着很深的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的一种延续。同时他认为，现在对“80年代诗歌”做重返式研究，会发现许多盲点，有很多东西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如果将这些都呈现出来，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面貌会得到极大的丰富。

作为“朦胧诗”和“白洋淀诗歌群落”的重要成员，诗人林莽参与并见证了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从复苏到喷发的全过程，他的发言梳理了“80年代诗歌”的一些特征。他认为，经过“文革”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特殊的政治环境，“80年代诗歌”有着多年的积累，北岛、芒克等诗人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在此前他们都已创作了十年。另外，由于此前特殊的政治环境，“80年代诗歌”的兴起有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诗人的创作与人类的文化史、与人们的文化经验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当时诗歌能够彰显的重要原因，而这恰恰是当下许多诗人缺乏的。

从1986年开始，宗仁发就在自己主编的《关东文学》上率先创办了“第三代诗会”栏目，并且推出了两期“第三代诗歌”专号，直接推动了“第三代诗歌”运动。他提出，要探讨“80年代诗歌精神”，不能把这个年代和此前此后的年代截然划分开来，因为它们之间有血脉相连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80年代诗人”创作的原始生态，来找寻不同年代诗人创作的脉络和血缘关系，而这期间的演变也值得思索。比如“朦胧诗”时期，蔡其矫对北岛的影响，陈敬容之于小海，梁宗岱之于柏桦，是前辈对后进的影响；到了“第三代”诗人比如韩东，对于“兄长”如北岛从一开始的“心神俱震”“相当彻底的模仿”，到后来称其“江郎才尽”，这种 “弑兄”行为也是一种特殊的承继关系。因此“80年代诗歌”既可以抽出做断代分析，也要注重还原其本体的联系，透过诗人的创作，以及诗人原生态的创作生活发生的情境，来探寻历史行走的脚步和足迹。

诗人、评论家黄梵对此补充道，到了当代，诗人之间的影响呈现横向的格局，比如当代的外国诗人对中国诗人的影响，或是当代诗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已经由过去的“历史”关系变成“共时”关系，而目前学界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

然而，作为没有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文学生活的读者，能否理解“80年代诗歌精神”，并将之与当下的诗歌创作联系起来？“80后”青年评论家何同彬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说，自己不是“80年代”的亲历者，谈论“80年代的诗歌精神”更像是在谈一笔遗产，在谈“手里有几个铜板”。从“后视者”的角度来看，怀旧的情绪代表着衰老，代表一个时代大变革中人们的游移和怯懦。对他而言，“80年代”是一种文学现象、文学生活，但他对“80年代”是否存在诗歌精神表示怀疑。他认为，回顾历史的时候，没必要将之作为文物或者宝藏看待，还是应该带有永恒批判的色彩，他个人“无法歌颂‘80年代’，无法彻骨体会到 ‘80年代’文学精神的精髓”，因此他觉得，还是应在质疑的形态下看待“80年代”，“没到欣赏的时候”。

针对他的发言，唐晓渡认为，谈“80年代”事实上落实的是对诗歌精神的探讨，而“80年代”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口实，这种诗歌精神并不是孤立的。比如今天我们谈到诗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都会说“80年代”诗人面临外部的巨大压力，而“80年代”之后，这种外部压力似乎消失了，但诗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就因此不存在了么？难道这现实仅仅就是外部的现实么？我们不应把这种紧张关系仅仅看成是诗人内心和外部现实的紧张关系，事实上诗人和现实的关系，首先是和自己内心的、和语言自身的紧张关系，外部现实反而是不能选择的。

诗人形象应如何确立？

长发、光头、暴戾、神经质……这些词语常常出现在大众对诗人形象的描述中，成为一种简单可笑的符号，这种现象也引起与会者的思考和讨论。

诗人、评论家赵思运提出，在这三十年中，“80年代诗人”的形象相对比较鲜明，如朦胧诗可以找到范式，一个诗人通过几首诗就能把自己形象体现出来，将自己的个人气质表达出来，但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诗人形象越来越模糊，有自我形象的诗人越来越少。

他认为，“80年代”诗歌创作具有一种与体制对抗的自由精神，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彰显了自己的诗学观点和诗人的自我形象。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诗歌的及物性更强了，意识形态泛化到日常生活的角落里，新世纪之后，这种泛化更强，写作成为放逐性写作，缺乏立场的写作。他提出，现在的写作需要重新确立有效性，一是怎样让诗人的自我形象确立，二是如何介入现实。

黄梵则认为，诗人形象在很多人眼里是自然生发的，而在他看来，这其实是一个被阐释的共同体，是由众人参与的“个人形象”。比如诗人海子，生前多数人只认为他是一个写乡村的诗人，而在他死后，通过一代代人的不断阐释，丰富了他的形象，使他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言人”。因此诗人形象是通过阐释树立起来的，是一个共同丰富的过程，而不仅仅是通过诗人个人的自我确立。

加强对“大学生诗歌”的研究

诗人马铃薯兄弟在发言中提请与会者注意，“80年代诗歌”创作中，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之间有一个过渡，那就是“大学生诗歌”现象。上世纪80年代，许多大学的诗歌创作都广为瞩目，比如吉林大学的徐敬亚、王小妮，复旦大学的许德民、孙晓刚、陈先法等人，他们的创作非常活跃。但是在描述80年代诗歌时，朦胧诗、新时期先锋诗歌，以及后来的第三代诗歌都得到非常多的聚光，而大学生诗歌在文学思潮和写作史上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相关的研究寥若晨星。

他表示，大学生诗歌中的优秀分子受到朦胧诗在精神上的导引，完成了对朦胧诗的继承或者说是“落地”，把诗歌这种当时属于少数人的文学样式，推向了更广大的人群，形成一种辐射，使诗歌精神深入人心，为诗歌的繁衍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群基柱。此外，大学生诗歌呈现某种芜杂和多元的形态，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作品，为后来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准备，为第三代诗歌做了人员、理论和舆论的准备。因此他呼吁更多的诗人和诗评家在“重返80年代”时，将目光投射到 “大学生诗歌”的创作，这对还原“80年代诗歌”创作的整体面貌，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