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扶桑、李少君获颁“三月三”诗会奖

[严伯禹]

据文学报2010年4月24日午间综合报道 三月初三，江南暮春。杂花生树，莺飞草长。诗人雅集于民间，诗歌与自然节令同庆。是日，来自不同省份，甚至不同国度的诗人，为了诗歌，也为了江南土地上神秘的节令而聚集。4月15日至18日，舒婷、唐晓渡、柏桦、东东等八十余位诗人、学者齐聚江苏江阴，共赴诗歌盛宴，参加“2010泰和江南·江阴三月三·半农诗会”。
除了保留传统活动之外，与前五届诗会有所不同的是，本次诗会还专门举行了一场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诗歌音乐会。多个来自民间的民谣乐队和歌手，演绎了多首由诗歌谱曲的歌曲，和诗人们一起以各种方式朗诵诗歌。诗会还推出《将进酒 ——三月三诗会(2005年至2009年度)作品选》，食指、扶桑、李少君三位诗人获得第六届“三月三”诗会奖。

重拾“诗歌合一”的传统

今年“三月三”的召开地江阴与中国新诗颇有渊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诗人刘半农就是江阴人。作为最早提倡白话和口语入诗的诗人，刘半农的诗歌通过 “歌谣化”产生广泛影响，“教我如何不想她”是新诗与音乐结合的典范。在诗会研讨会召开期间，萦绕在会场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不仅唱出了江南的温婉与柔情，也引发与会诗人对当下诗歌传播的讨论。

“当下的诗歌得不到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我们把诗歌合一的传统丢失了。”诗人李少君表示。音乐对诗歌的大众传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在中国传统诗歌中便显得尤为明显:“比如说，诗歌在唐朝时候非常流行，而在当时，点歌就是点诗。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当代也有尝试，如台湾的现代诗歌运动就是与现代民歌传统紧密相连。在台湾诗人中，余光中最为大众所熟悉，与歌曲也有一定关系，当时几乎台湾所有的作曲家都拿他的诗做过词。”他说，“当代新诗中好诗不少，但是传播不够。如果我们的诗歌能和音乐进一步结合，延续和发扬歌诗合一的传统，诗歌的传播或许能得到比较大的改观。”

这样的讨论契合了本次诗会的音乐主题。在诗歌音乐会上，民谣歌手演唱了由余光中的《乡愁四韵》、海子的《九月》等诗歌谱曲而成的民谣。“三月三”的发起人之一、江阴诗人庞培为了本次诗会，特意与江阴本土音乐人背背、量子合作，推出音乐专辑《落雪》，其中两首作品《爱的记忆》、《落雪》，歌词便是庞培的诗作。

这是一次有意识的尝试，意在探索诗歌和音乐结合的可能性。“诗词一直都是可以演唱的。语言本身就拥有一种声音的美，我们做的，是要把语言内在的音乐性发挥出来。而我们对音乐形式的认可，本身就包含了诗歌审美。”庞培说。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许多诗人都在积极探寻诗歌的大众传播途径，包括举行各种朗诵会。而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也是一种有意识的新路径的探索:“流行音乐的影响和传播是很厉害的。新诗九十年中，有不少诗歌广为传唱，并一直流传下来。比如最初时胡适的《兰花草》，李叔同的《送别》，包括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但他同时也表示，现在的诗歌与音乐尚未找到合适的融合方式，各自都有需要面对的问题。他表示，自己今后会进行更多这方面的尝试和实践，以创作出更多符合音乐和诗歌理想的作品。


民歌民谣被当下诗人忽略

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到，刘半农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早倡导民间文艺，亲自搜集民间歌谣的重要代表人物，并不断利用方言和民歌体来创作新诗，尝试用江阴方言写过“拟儿歌”、“拟民歌”等等。在这方面，同一时期的沈从文称赞他“为中国十年来新文学作了一个最好的试验”。

评论家陈仲义即从这一点，谈到当下的诗歌写作应该如何看待民间资源的问题。“我一直感觉‘五四’时期的诗歌毛病很大，就像‘夹生饭’。有的人跟古典诗歌的语言交合太密切，跳不出来。有的吸收欧美的翻译语言，自觉不自觉地在诗歌中放一些外文字，又或者作诗如作文，十分随意，毫无节制。但刘半农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某一个向度纠正了‘五四’诗歌语言‘夹生’的现象。他之所以能在其他一些诗人的语言出现障碍、偏差时，在诗歌的草创期就写出相对成熟的白话诗，与他对民间书写、民谣的吸收有关。”“但是，民歌民谣被当下的诗人忽略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很多人看不起民歌民谣。其实，民间资源应当成为我们当下创作的重要资源。诗人们是否应该在当下的写作中多注意一些民间因素的吸收？”

评论家江弱水则表示:“五四时期的诗人跟乡土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会有故国之思，家国关怀。所以刘半农会在伦敦想念江阴的乡村水乡。但现在的一些诗人，虽然呆在杭州或者江阴，但他们会写诗给波德莱尔，给兰波。这个对比对当今诗歌写作还是有启示的，我们该更多地从本地汲取诗歌资源。”

诗人江非早年写过一组250多节的《短歌行》，并冠之以《小歌》、《谣曲》等小标题，这组诗歌即得益于他家乡的地方戏曲柳琴戏和来自童年记忆的民谣俚曲。当然，这些民间因素对他写作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词汇，还有更深的节奏、旋律，包括精神的影响:“诗歌是要有归宿的。研究过谣曲，对我写作的语言选择以及精神归宿都有影响。那些谣曲替百姓抒发内心的悲伤郁闷伤感，它使诗歌变得开阔开朗。”但他也表示，随着民歌民谣在人们日常语言环境中的消失，它对后来的诗歌写作者的影响的减弱，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