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民间何以永恒

[古道澜沧]

　　编选《中国新诗年鉴》这件事，已被诗人杨克坚持了十年。十年是个颇富喜感的节点，什么事情坚持做上十年，都有理由庆贺一番。于是，《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应运而生。

　　杨克版《年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由民间资本支撑，没有任何体制资源的介入。体制资源是块落满苍蝇的蛋糕，会飞的、会叫的，都可以分一杯羹。杨克十年来坚持独立运作，“不用纳税人一分钱”，仅凭这一点，就堪称奇迹。有那么两年，《年鉴》做得磕磕绊绊，颇有些艰难，朋友们都以为它要夭折了，没想到一盘死棋，又被杨克做活了。杨克在对待《年鉴》的事情上，认真得近乎偏执，我记得某人要纪念自己的民刊“创刊十周年”，杨克认真算了一下，在论坛上回帖：准确说你那个只有九年，《年鉴》才是真正的十年！哈哈哈哈哈！

　　《年鉴》始于1998年，它一出场就引来了诗歌江湖上一阵血雨腥风，造成了“民间立场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争吵与对立。“外省的”、“民间的”，在当时还被用作贬义词。没想到这一“贬”，倒成就了《年鉴》的精神基因。《年鉴》每一辑的封面上，都大书一行字：“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据杨克讲，“艺术上我们秉承”这一限定语是应出版社要求所加。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体制审查官眼中，“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是“民间立场”一语，它隐然与“体制”形成对立。再加上“真正的永恒的”这种光辉灿烂的形容词，它的刺激性和政治不正确是如此的突兀。一个一出生就与“体制”分庭抗礼的《年鉴》，怎么后来变成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面了呢？难道“知识分子写作”不属于民间的一部分？很显然，大部分号称“承担”、“责任”、“良知”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与体制写作是对立的两极，应该属于宽泛的“民间”。在身份认同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应该并无二致，导致两者冲突的，大概还是“艺术上我们秉承”的东西出现了分歧。这样一来，就把“艺术的秉承”完全美学化了，似乎大家艺术趣味不同，就能势不两立。这种“势不两立”最终造成诗歌的江湖化，而体制则乐观其乱，趁机招安。

　　当《年鉴》占领了“民间高地”之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逐渐呈现出来：没有人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怎么了？“民间”又占领了什么高地？《年鉴》号称自己是“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可见“民间”是个可爱的词汇，它似乎在道义上先胜一筹。“民间”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可以“永恒”的吗？如果说它和“庙堂”是天然的对立体，那么“庙堂”又在哪里？如果“庙堂”不存在了，“民间”还可以独存吗？现在可以下结论说，“庙堂文学”的美学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人再愿意声称自己就是“庙堂写作”，哪怕他有一个体制的身份，他有一套死硬的意识形态。现在，连“民间”私淑的对手 “知识分子写作”也撤出了阵地，民间何以永恒？永恒什么？“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这一口号难道不就成了一句空话？或者成为所有写作者共同的大旗？在“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争吵之初，“民间大佬”韩东写过一篇长文《论民间》，我们现在来重读韩东的《论民间》，其矛头所向与其说是 “知识分子写作”，倒不如说是庞然大物般的“体制”。这个姿态意味深长，在他眼里，“民间立场就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也就是说，他的真正对手不是来自利益分割的写作阵营，而是他观念中的“平庸、僵化与狭隘”的一切“世俗角色”。它在理念上并不排斥“知识分子写作”。如此说来，“民间立场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本质上就是一场误会？或者江湖聚义厅里的小打小闹？

　　当我们将“民间”还原为“江湖”的现场，“艺术上我们秉承”的东西其实已不重要。江湖美学就是一种“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美学，它活泼、多元、自由、分裂，充满冒犯与黑暗的精神。在其中，“知识分子”与“垃圾”同在，林冲和鲁智深称兄道弟。只有将“艺术上我们秉承”这一限定语去掉，“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才具有了真正的力量和道义，具有了团结的气象。《年鉴》十年，也在逐步打扫论争后的小战场，试图凝聚“民间”的大气场，以一种“江湖美学”模糊“民间”的趣味之争。杨克的具体做法就是请不同圈子里的诗人轮流担纲执行主编，将自己的权力弱化，试图在一片乱象之中呈现真相。这也曾经给他带来 “伪民间”的骂名，呵呵，批评者还是把“民间”圈子化了，你不能总是“顺我者民间，逆我者伪民间”吧。

　　一句口号喊十年，真理也会变成谬误。喊什么口号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这十年的具体呈现。翻开《年鉴十年精选》的目录，我们排排坐吃果果式地浏览一下，这十年诗歌现场的大鱼小虾，基本都罗列出来了。面对这份人头表，我们已很难看出论争之初的模样。如果这份名单被称为“伪民间”，那么真正的民间又在哪里？岂不又回到了自设圈套的“艺术上我们秉承”的小趣味上去？《年鉴十年精选》的回溯式呈现，对《年鉴》十年是一份贺礼，但对新世纪十年的汉语诗歌，却是一份残酷标本。好与不好，差不多就在这里了。如果说“不足够好”，那就是离“真正的永恒的”这一荣誉还有差距。我觉得，说美学多元，说自由创造，差可一谈；但要说真精神，未免有些闲说话。十年来，诗人们的声音还是有些孱弱了。虽然说最响亮的声音未必是最有价值的声音，但无声难道是正道？

　　朵渔，诗人，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