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岷 炎黄旗下汉字的歌咏与守望者——从本土经验的向度上看黄斌诗歌的地域化与化古

[老民]

黄斌诗歌[1]是一种倾心于汉诗的汉语性与竭力挖掘本土经验的诗歌，从他的诗篇中我们看到一个像我们自己一样的汉人——在汉语诗学大的框架下的汉人被名词性的层出不穷的物象、语象缭绕、充满——时代与民族、日常与历史、哲思与文化、个体体验与普遍存在交织，从他有条不紊的勾勒、描摹、点染中，在他有所克制又不乏激情的陈述语调中，我们真切地体味到“永字八法”之水墨酣畅之美——“永”那“最先冒出一个点”（黄斌《敬惜字纸》），是在焚烧裹着白布祭文的母亲的焚尸炉顶！
不过，黄斌的诗歌在深有幽的传统文化背景的笼罩下也同时是饱蘸、深纳了“现代性”的肌质—架构的诗歌，这本是新诗的关键节点与命门之一，黄斌在营造其诗意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应是自觉的，也是有效的。想必他不会以自己诗歌本土当代经验的某些特征去“攻歼”其他人的诗歌是“与国际接轨”或套用、袭用“西方资源”。
因为，中国新诗的“多祖现象”与杂交基因在其诞辰近百年的今天早该是一个常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及全球化的紧张关系也绝非简单的几元对立。
反过来，我们看到英美、北欧当代诗歌正是吸收了多种文化而呈现出活泼气象与迷人的风味，其中早已“袭用”了东方资源。像终究取得非凡成就的金斯堡、史奈德等诗人不满足于纯粹对东方经典文本的研习，还亲自分别到印度、日本去生活、体验。所以在诗歌中挖掘本土经验与诗歌的开放式的异质混成走向是不矛盾的。

一、深入肉身做过“记号”的地域

黄斌诗歌的一大特点是地域化——他的本土经验正是通过对古典的化用与地域化写作这两极同时展开的。他的“诗学地理”（黄斌语）不仅是对楚地山川风物的感怀，而是对自己生存的现场——语言的世界划定了一个“小”的疆域。他犹如将去西天取经的悟空，虽然腾空了十万八千里，但还是需要在他的肉身做过“记号”的地方落脚。
笔者在论述寿州高峰诗歌时谈及诗歌的“地域性”：“他的诗歌意象丰富新颖但都不是孤立的，这主要得益于他的地域性的意象分布使得他的意象群成了有机的整体，其间也慢慢构成了他诗歌独有的指纹：色调、节奏、温度、气息——表现出他对以往乡土诗空泛概念的疏离和个人化乡村题材诗歌在观念上的成熟。”[2]黄斌诗歌算不算新乡土诗歌无妨，但其地域性特点同样具备如上所述的优点或谓优势，而且在新词的使用上更广泛更密集、对现实有选择的关系对应度更高，在那些“大赋”体的篇什中更加纵笔挥洒汪洋恣肆。
这里顺提一句，黄斌在他的《冰棺中的父亲》《1932年至1938年蒲圻县新店镇的日常生活》《蒲圻县搬运站》等长诗中那种执意攥住一切物象、情节与细节的做法，我体会是一种强烈抒情以极致叙述的转换，是作者对写作所取之 “材”的无比眷念的表象，也是与作者内心挽歌的悠长节奏相匹配的。
我揣测黄斌像维特根斯坦一样深思熟虑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在其“声音或墨迹的联接”过程中，真——内心的与表达的——对他来说列在首位的，可能其次才是意义与诗意。
他通过他的经验或个人体验决定了这种“真”的品质。这真倒未必真的是事实的发生，而应该是描述的和表达的，也更是可以上升到一种理想与信念的高度的。如果说“语言”与“世界”之间有一种数学演算般的关系，在黄斌诗歌中。“真”与“诗”就更是一个相互包容互为前提的构成。
“……在中国汉口江滩步行街的边上/雪和钟声一起落下”（黄斌《武汉关的钟声》）。在全球化城市化进程势如破竹的今天，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大都市除了飞檐斗拱的古迹外最令人流连忘返的往往是一些老的租界，那些半殖民地时期留下的旧建筑，如果不从意识形态抗辩的立场上关照，那个时代通过它的“物业”显示出一种华贵、幽远、淡定的气度。
“……曾经的生命的热量/现在不可避免的清凉 黑是它惟一的形式/惟一能看到的形式”——黄斌在他的《日常之诗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一个中国诗人》极尽铺陈之能事，如数家珍地以工笔描述了老汉口租界的核心地带，诗中还辐射到“老武昌府的蒲圻县和我自己的老家蒲圻县新店镇”，在诗的结尾处“汉水虽然死在长江，但千百年仍是汉水”，道出据守在世代传承的山川地域上的诗人在历史语境压力下的镇定自若。
而在一些偏远之地，黄斌的视野省略了近几十年来那些寒酸、丑陋或暴发户似的、千篇一律的建筑，带引我们到达一如江浙、安徽、江西等地一样的那些鄂南乡村小道尽头的古镇，其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那么令人神往和令人“心存感激”：“……用松烟对水/在内心的宣纸上反复皴擦/但皴擦总嫌不够”（黄斌《我们不能战胜乌有的事物》）。这种“皴擦”造成的生存与语言及传统的摩擦力都发生在一个个具体的大大小小地名所在之处。

二、在与古典的对接中腾挪出阴影

黄斌之诗还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诗歌，这既是黄斌承继古典精神的有意为之，也是黄斌骨子里的传统情怀的本色与饱浸欧风美雨后天性的选择。黄斌的短诗《苞茅》可谓道出了黄斌对本土与传统的一往情深“……南楚最适合生长的植物 看来非苞茅莫属/哪怕已经是深冬了 有的苞茅/虽然茎叶已枯 但在茎叶的交界处/总有一块拒绝枯萎的绿/像腰间佩玉的破落贵族……”这里有着鲜明的古典气质——含蓄蕴藉的趣味，情景合一的情调。随后他写道“……在江夏 他们是稻草人 守着身下的稻田/是水师 驻扎在长江边/是这块土地的原住民 有的坐在树下/有的靠在江夏丘陵的青石边”。这里，原本小小的意象或物象已被大幅度具象地延伸与扩展了，这种化若无痕的时空与喻体转换是采用了感觉化的“灵视”（或者叶维廉所谓“玄思的感觉化”），这种意象或“镜头”的剪辑组接是要有艺术的内在逻辑支撑的，以保证时空与意向上的连续、完整性——其技艺手法也是相当有创新性与前卫的。
黄灿然长文阐述过新诗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在化古方面新诗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生硬隔膜还罢，更严重的是意蕴重复、旧词过多、格局过小，没有现代意识没有时代的烙印（包括当代生活经验与现代知识）甚至印痕。这也许和那些作者对当代语境的“革命”性改变没有深刻认知有关——如杨健所言“中国的表情”消失了——因为，“国破山河在”，这里“国破”之“国”我们可以诠释为纯粹古典的国度。
不加腾挪、变形的古典诗歌手法加入现代汉语中进行诗歌创作，其窘迫、失败是必然的。台湾诗歌对古典诗歌的挪移、化用有着持久的热情，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洛夫、瘂弦的一些著名诗篇。但部分台湾诗歌这方面的作为也因模式陈旧、手法枯竭面临着多停滞不前的迹象——是否因为是过于被动地接受传统，而忘记了传统在当代新诗中生存也许需要“转基因”？如“……我长跪在老杜坟前/想用骨头接近骨头” （黄斌《长跪在杜甫墓前》）所言，黄斌对那种形成汉语诗歌传统源头的追索之意之情是毕现的。
黄斌有着《黄梅四祖村下》《题八大<莲房小鸟>》《在唐寅墓前》等这类短小但有大的内涵寄托且在技巧上无懈可击的诗篇——有古风之优雅、淡宕、纯净，却又滤去了其哀怨、颓废与惆怅；或者说此类诗歌是闲适的，内紧外松、趣向独特的，如水墨般在古人古境古代精神中寻取到了一种温暖、坚毅和微妙——“……和尚指示墨水/在国破家亡之后/以墨象代替物象……/这个干枯的莲房/余有很多空洞/飞来的小鸟在行将收拢的翅膀下/显得惊诧 显得匆忙”（《题八大<莲房小鸟>》）。黄斌在流畅的现代汉语表达中吸取了古雅的意趣，就像当代那些成功之作如柏桦《望气的人》、张枣《镜中》、宋渠宋炜《少小离家》、纪弦《狼之独步》、瘂弦《红玉米》一样，达到了对古典沉淀、融化后的收放自如。
从另一个有意思的角度来看，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通过不同的渠道被经典化了，成为英语诗歌传统的一部分[3]。如罗伯特·勃莱的《菊——为喜爱它们的陶渊明而栽种的》非常地道地使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典故，也表现了在美国现时生活中的道家“无为” 体验与境界。还有庞德的著名的改写（“创意英译”）汉武帝《落叶哀蝉曲——悼李夫人歌》的译诗《刘彻》，“一片贴在门槛上的湿叶子”较之“落叶依于重扃” 起到了非常生动的作用，尽显美国意象主义诗歌的神韵，居然使得该诗成为英语诗歌中的名作——当此诗返译为现代汉语时，其韵味也没有逊色。
凡此种种，都不足以令古今中外的诗歌去自我膨胀，而是提示我们，化古是有很大价值的路径，但也是非常有难度的，而成功的作品通常须在化古的同时化欧（也可扩展理解为现代意识与手法的综合性），“亘古迄今脉动不息的伟大共时体”（陈超语）即在这两个向度上展开。黄斌诗歌选择了具体的、局部的、切身的诗歌构成方式，但通过对古典或地域的回望找到其信念般的形而上超越——其作品与中国大陆以及台湾诗歌在同向度的文本又有很大的不同——通过黄斌的写作，我们可以感知到新古典主义诗歌的神髓与新的生机。
我觉得，在汉语的每一块土地上都需要一个、也注定会出现一个专注于斯地斯人的古代诗人，黄斌就是我心仪的荆楚大地上新转世的歌咏者和守护者，也是炎黄旗下语言祭司之秘密传人。

三、尚德饮者之酒意的选择

“晓星在天边 有我昨夜的残醉
……”
（黄斌《绝句·小寒初见》）

“教堂是神圣的 怎么能
成了酒吧 朋友不解 举起嘉士伯
啤酒瓶 我们碰出清脆的声音
……
深夜的酒精
和夜色一起混淆事物的边界”

（黄斌《教堂抑或汉口车站路神曲酒吧》

“诗人 天生适合在下等的酒馆
或酒吧里 喝酒或者赊酒喝
并且和略有姿色的老板娘
由一点倾慕
到最后成为朋友……”

(黄斌《诗人和酒的老调重弹》)

生活中的黄斌还是我见到的爱酒且酒德高尚之人，有我想象中古代士大夫的标准风范。他和朋友们聚会餐桌上自然是喝酒，在咖啡馆大家喝茶时他通常是以酒代茶，不过他从不过量失态乃至发癫狂乱，也不硬劝其他人喝酒或与人PK。酒之于他与茶于我们是一样的。同桌的诗人们换了一拨又一拨，黄斌的酒量和对酒的态度恒定不变，兴致从来就盎然但不会随酒的灌溉而产生脉冲状态，这是他与其他好酒者不一样的地方。
日常与具体，是阅读黄斌诗歌的一个楔入点——黄斌诗歌涉及的本土经验包含着本土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本土的文学审美经验。另外一个楔入点就是，黄斌诗歌的远与近，它是远的清晰融入了近的模糊。即是他以浓墨重彩、多变的视角、悠长的叙述节奏、细腻的笔触书写了童年的、故乡的、亲情的、风物的诗篇，对个人生存情状、现实处境则采取了不及物的方式。也许，本土经验中的古典诗学传统在创造性转化中有一定的阈限，也许是本土审美经验与切入现代社会生活的衔接端口还需要进一步的“调试”？总之，黄斌“和而不同”的诗歌立场避免了其社会身份的游离和角色冲突的加剧——黄斌的启蒙师之一叶文福、美国自白派诗人因残酷的书写付出高昂代价都是前车之鉴。
例外的是《咏怀》《卖淫的母亲》《灰烬之诗》等篇什（还可以通过《江城五月落杨花》《蒲圻县新店镇》中的只言片语来考量）。我同样赞赏这些豁穿了“温柔敦厚” 品格的硬朗沉郁的作品——有着对存在是追寻与对灵魂更急迫的拷问，更鲜明地承接了西方的现代诗性或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传统。为何这些篇什的比例偏少，如何在精神的逼仄与旷达间抉择，我想我们可以通过黄斌君子般的酒性去咂摸——“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而由于工作的原因，黄斌永远是那个晚八点就夺门离席而去的酒客。八点，他与他的朋友们双向失落的瞬间！大家只有再干一杯来暖胃暖心暖场。偶尔，黄斌又会在寂静的子夜呼啸归来，那我们往往就会转场到吉庆街、武重夜市狗肉馆或秦园路的龙虾店，有运气或与望气的人同在时，还会有一两个穿改良旗袍挽发髻的女子前来共饮，她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一个哲学问题，酒中诗人黄斌和我们自然不会去深究。

参考文献：
[1]黄斌.黄斌诗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2]刘洁岷．被隐匿乡村的农耕镜像——寿州高峰新乡土诗歌片论．名作欣赏：文学研究版，2009（8）．
[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