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使命的领受者——读《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秋问霜]

刘君“后期诗歌”中的荷尔德林,就是这样一位德意志精神的“公刘”,“世界的灵”与德意志契约的领受者与公布者。这与我们过去了解的那风雅的诗人,花边里的骚客,或“诗意栖居”的小资生活的首倡者,可谓名同而实异

□缪哲

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平装三卷。第一卷“文本”,是荷尔德林晚期的重要诗歌与刘君的汉译。后两卷“评注”,乃前者的详释,内容除异文校勘、词语训诂外,又从文学、哲学、神学等角度,提挈纲领,疏浚脉络。原其体例,似仿佛仇兆鳌《杜诗详注》而丰富又过之。

我于德国文学无所知,对《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涉及的广博的西方传统,亦仅知皮毛。但书的译者或作者,与我相知约30年,他译述的苦心,自忖还了解。又这书撰写以来,逢有进展,作者都寄我先读。遇有不解,亦幸蒙作者垂示大意。故译文、评注的高下,或不能置一辞,对书的“作意”,似当有读者所未知者。这些事情,或又可比照今沸反盈天的“中华民族崛起”的弘愿。故不避“后台里喝彩”之讥,肆笔一谈。

荷尔德林生活于18、19世纪之间。那时尚无“德国”。所谓“德意志”者,是若干小邦所在的一落后地区的总名。旁有法、英两个强邻,这些同文、同种的小邦,就有立国之志,并有称雄之心。但立一国, 比不得立一公司,可拿“吃好的”为招诱,“挣票子”相纽结。立国的民族,对世界,对历史,须有一深深的使命感。当时德意志知识分子们,是最早、亦最清晰地感到这一使命的,如施莱格尔兄弟、黑格尔、荷尔德林等。后者的诗歌,又有力、雄辩地表达了这感受。刘君“后期诗歌”中的荷尔德林,就是这样一个荷尔德林, ———一位德意志精神的“公刘”,“世界的灵”与德意志契约的领受者与公布者。这与我们过去了解的那风雅的诗人,花边里的骚客,或“诗意栖居”的小资生活的首倡者,可谓名同而实异。

荷尔德林对德意志使命的感受,乃是“神圣” 的一路。他深感世界的灵(Weltgeist,或荷尔德林称的时间之主),就要降临日耳曼了。所谓“世界的灵”,或近于我们所称的“天命”,惟偏于文化, 而非政权。又这灵是在时间里展开的,那结果便是“历史”。因此这历史,实非我们平素说的,乃人类以往经验的总和。它是灵的历史,正统论的历史；凡不在正统的民族,都不配有“历史”的名字。又这灵初展现的地方,是巴勒斯坦,而后是希腊；中经罗马后(似罗马属于希腊的“闰统”),又飞越阿尔卑斯山,正奔德意志而来。又天命的每一次降临,都实现为一果子:希伯来宗教(包括此后的基督教),希腊的文明。后之而起的民族,须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去领天命,方可成为正统的一环节。故所谓领天命,乃是以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去继承、改造、提升两个传统。这便是德意志的天命之所在,亦其对历史、对文明的使命之所在。

上文的读法,是简单、粗略的,或不免庸俗。荷尔德林的诗,则玄奥、精微、充满了细节。故读者可径读书里的诗,或参考刘君的“导言”。这“导言”博征典实,反覆沉潜,务求诗人之旨归而后可。至于说我本人读后有什么体会,则颇以为诗人感受的天命,似是中性、无族属的；只有被领受、被实现为一种精神的形态后,方变得有族属。由于前者,自任天命的德意志族,就大气、开阔,不自外于伟大的异族之传统。因自外于此,就是自外于天命的谱系,自外于历史之正统。但由于后者,它也有了一切自任天命者的坏处:即难免文化的霸权。盖霸权之所生,乃出于坚定的信仰:我对,你错。或抽象一些:我得了世界的灵；或玄奥一点:我得天命了。至于经济之强盛,恐与这霸权一样,都只是这信仰的果而已。单凭政治的狡狯,商业的精明,或文化的自大,恐不足致两者。“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这是荷尔德林一代人过去100年后,鲁迅称扬德国的话。鲁迅是有幸的。德国稍后的浩劫,他未及见,故能说得乐观,肯定。惟荷氏一代人感受的天命或使命,又何功于“可观”,何咎于“浩劫”呢?我虽说不上来,但翻遍历史的往例,一民族崛起而不以“使命感”为先导、不以文化的霸权为后果者,我实在找不出来。只是有“开明” “不开明”的区别,“崛起”有久暂,霸权有宽猛而已。执以论我们今称的“崛起”或“复兴”,我未知是“使命感”在弦,不得不发,还是“知肉味美,对屠门而大嚼”的练牙口；亦未知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开明,能使这不久后的崛起,可免于我们今讨厌的霸权,———甚至德国式的浩劫。这些问题,或是刘君愿我们去想的。比如在“答白谦慎问”(《上海书评》2009年11月29日)里,他这样说道:

(引入荷尔德林的)意义,不在于为我们变换了各种头面的风花雪月甚至残山剩水的趣味,提供给人以安慰的印证,而在于展示一个民族最有前瞻的先知,如何在传统、理性主义的启蒙、新神话或者说意识形态、建国和全球霸权等各种迫切的要求中,为其民族定位和定向；不在于为泛滥的个人存在感触的抒发提供新的共鸣,而在于示范世界上

一个主要文明在精神层面如何为其民族构建历史和规划未来、如何在精神层面为自己建立包含了奠基、受命、磨难、辉煌、维新和复兴等诸阶段的意识形态。

这话我虽不尽懂,但我想必有该懂的人。

前文的介绍,若使人觉得这书的动机,乃是以学术为糖衣、以意识形态为炮弹,那我向读者道歉,也向我的老友道歉。盖作者虽有现实的关怀,但写作的目的,亦仍在学术；———尽管这学术,不甚同于平素我们所知的西方研究:对一部洋书,它使了对待自家经典的所有手段,如版本考订,异文校勘,词语训诂,脉络疏浚等(此亦前文称的“仿佛仇兆鳌《杜诗详注》”的意思),让人觉得它设想的读者,并非中国人,而是洋人。但这个路数,在国人或稀罕,在洋人却常有的:这原是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的老策略。如老的伯希和, 孔好古,新的康达维(《昭明文选》译者),倪豪士(《史记》译者)等,对我们家里的事,就操心得很细,殊未见“中为洋用”之心。这一方面,固是学术“入流”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倘我们深挖这现象的根下,亦未尝不能发现“文化霸权的块茎”。因“帝国主义”所以称“主义”,或“文化的霸权”所以称“霸权”, 就在于把别人的国家,当自己文明的辖土；别家的事情,都是自己“边疆”或“乡下”的事情。国人读刘君的书,倘惊怪于其方法,或不以这方法为西方研究的正道,则只能说我们今盼想的崛起、或复兴,似还遥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