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文字记录的人生不值一过——第四届柔刚诗歌奖得主安琪答诗人批评家赵思运问

[周镇顼]

安琪



（时间：2008年12月17——21日。地点：南京——北京。形式：邮件）

赵思运：你诗名“安琪”，你经常自称为“安”，作品里也常常出现叫“安”的女子，你的朋友也亲切地叫你“安”。但是，我发现，自从《干蚂蚁》以来，你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贯穿着一个主旋律，那就是——在对“安”的渴慕中，弥漫着无法遮蔽的剧烈的“不安”。“安琪”这一极富“诗意”的名字，却与充满了无限“失意” 的诗作构成了无法分割的关系，形成了内在的极大张力。你觉得这是一种宿命吗？你怎么理解“命运”这个沉重的字眼？

安琪：在接到你这些问题时，我正处于不安中，生命状态和心灵感受皆不安，这使我迟迟无法进入你这个访谈。任何访谈本质上都是被访者彼时心境彼时见地的记录，它只呈现被访者一生中的“这一刻”，并不能代表他/她一以贯之的思想和际遇。倘若我因为此时情绪的低落而泄露在这篇访谈，那将不是我所愿意的。如果为了这个“不愿意”而隐瞒我此时的彷徨困惑，则有违我一向追求真实的处世原则。可以说，这注定是一篇令我两难的访谈，它发生在2008年12月17日一定有它必然发生的宿命。我是坚定不移的宿命论者，倘若没有这份坚信，我将无法对自己走到今天做任何解释，也无法在遇到艰辛时因为预感到有个隐约闪烁头上的光芒的指引而坚持下去。我写过：“我的命不会带我到任何坏地方”，也曾写过：“我的命会带我到任何好地方遇见任何人”。我经常把“命”视为另一个在我的身体以外看护我、引领我的存在，它无时不在并为我所感知。因为有了对命运的确信，俗世之身茫然而无知的我，就一切听从命运的牵引，这样很好。

尼采曾经虔诚地说：我以为伟大的方式就是爱命运，一切必然的命运，非但忍受她，并且热爱她。我也爱我的必然的命运，忍受并且热爱。

《红楼梦》中凤姐请刘姥姥给她闺女取个名字因为闺女生在七夕不是个好日子，刘姥姥就取了个“巧”字，说，日后一切都从这“巧”字上来。我给自己取的笔名“安琪”似也有“巧”的用意，一切不安最后都归结为“安”。想当初我用了“安琪”“黄江滨”“子规”“陈语”等诸多本名和笔名写诗投稿，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如果哪个名字投的稿被选用了就证明我应该用那个名字。结果，1994年3月，《诗歌报月刊》刊登了我的《养雾》一首（责编蓝角），《诗神》刊登了我的《草莓颜色的公园》（外四首）（责编陆地，即大解），我同时在这两家影响极大的刊物刊登的处女作表明，“安琪”已被蓝角和大解定为我日后的笔名了。他们两人可谓我的“刘姥姥”。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有取笔名的嗜好，似乎以此煞有介事地告诉自己和他人：我要写作了。放在今天我一定不取笔名就直接用本名了，但我的本名说起来也是一本难理的账，我的身份证至今写的是“黄江嫔”，“嫔”在那个铅字照排时代经常找不到，而且“嫔”又经常被读成“滨”，后来我索性就改为“黄江滨”。如果你到漳州，到我曾经读书工作过的学校和单位，你问我的老同学老同事们“黄江嫔”他们多半反应不到是我，你说“黄江滨”他们马上知道我，可以说在漳州，我几乎是以“黄江滨”存世的。

1998年10月在盐城举办的《诗歌报月刊》第三届“金秋诗会”上，诗人谭延桐看了我的手相并给我算了命，他说，“安琪”是非常适合我的名字，我命中的问题会因为这个名字得到化解；同样的解释来自北京一个精通《易经》能熟练演算命理的张老先生（也是我的爸爸），他甚至一直建议我去更改户口上的本名直到我说，更改是件很烦琐的事他老人家才作罢，后来他说，好在你现在都用“安琪”这个名字，它能帮你逢凶化吉。

我说这么多似乎在为“安琪”这个诗意得俗气的名字找合理的自我安慰的依据，确实的，安琪是个让人尴尬的名字，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安琪”，连床垫、酵母、月饼、矿泉水、卫生巾等等，也有安琪牌的。而我自己，也是用了几年时间的极端、前卫的写作才让“安琪”在诗歌界跟先锋诗人划上等号，这真不容易因为安琪这名字怎么看都像是抒情的小女人。

我一直是个不安的人，不安心，不安分，不安定，一切与安有关的词汇都可以加个“不” 字来形容我。20岁开始我就有很奇怪的两种想法：1、总担心自己睡着睡着死去，第二天醒不过来了，于是每个晚上总是尽量推迟睡觉的时间，每个白天总是尽量把要做的事做完；2、非常羡慕比我年长的人哪怕只年长我一岁我也羡慕，至少，他/她已比我多活了一年了。而对比我年轻的我从不羡慕至少，我已比他/她平安地多活了几年，哪怕是一年。现在想来，那其实是不安心理在作祟，再往下说就是“死亡恐惧”。我在《庞德，或诗的肋骨》一诗中曾写到：“现代诗，和任何生存样式发生直接/间接关系，拒绝小鞋/套数，因为/生存无章可循，你早上出门上班，可能到达单位/也可能，被一辆汽车爱上/成为它的食物”，这里面表达了我的现代诗歌观念，即，现代社会已是一个无章可循，随时可能被一辆汽车爱上成为它的食物的时代，现代诗歌的写作也因此呈现无序状态。说白了，没有所谓的 “安”的生活，一个市委书记这边正在台上大讲反腐倡廉，那边门外已有若干纪检人员等着双规他；一对情侣快快乐乐去某景点旅游，然后从缆车上摔下死于非命……这些经常见诸报刊网络的消息告诉我们，生活更多的是不安而非安，只是大多数人无知无觉或以为那些都发生在别人身上离自己还很遥远，而我因为天生的敏感而预先感知了这一切。这使我活得警惕，我得警惕在大不安到来时我是否能无遗憾地说：“我这一生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呵呵，我们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都被灌输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被毛时代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洗过脑，它留下的唯一后遗症就是，命运对我们而言，可以拆解为“一种天降大任的使命逼我们运行其中”，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代人都有西西弗斯情结。

我的诗歌中经常有安、黄等不同的我出场这体现了我分裂的本质，我从不讳言自己是个分裂的人，诗歌的我和生活的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我，前者有着被诗神附体后的一切神妙灵光和纯粹本真，后者则是拘谨的笨拙的世俗的无趣的。我对我这平凡之躯居然能被诗神看中而感到不安和惶惑，我说过，我相信诗神的存在并相信他一直爱着我。我因为这份爱而有着文本上的超常发挥并在诗神离开时陷入生活的无能无力，这使我焦虑、痛苦而无奈。我不知道被诗神爱上是幸还是不幸，后来我想，从“生”的角度是不幸，从“死”的角度则为幸事。

那些没有被诗神附过体的人将视我的如上言论为荒谬，那就让他们认为我荒谬吧。他们活得很真实很具体很常规很蹈矩，祝福他们！

赵思运：你是把诗歌当做自己生命的极少数诗人之一，而且你为诗歌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你是不是感觉到有时候你被诗歌异化了？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感觉到——不是诗歌成了你的器官，而是你成了诗歌的器官？你的命运被诗神统摄了，在诗歌的力量面前，你失去了自己？这对你来说，是幸还是不幸？

安琪：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有名字留下来的古希腊哲学家、科学之祖泰勒斯有一天晚上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星空，观测天象，不小心跌到脚下一个泥坑中。他的仆人把他扶起后笑他说：“您想知道天上的秘密，却连脚边的泥坑都不知道。”泰勒斯微笑地说：“只有那些永远不仰望星空的人，才永远不会掉进泥坑。”这句话成了永恒的哲学命题。两千年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仰望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在这里，哲学一词可以置换成诗歌，因为诗歌和哲学一向被视为双生兄弟，它们在对世间万物本质的抵达上是相通的。于是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坚持诗歌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有时我会想，在各行各业都在盘点、总结、庆祝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如果有人反向盘点、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我们遗失了什么，那我们将发现，在人口比30年前多了几亿的今天，仰望星空的人反而比以前更少了。时代把每个人驱使成金钱的仆人，一切的改革都把眼睛盯在老百姓腰包里，房改、医改、教改，掏空了老百姓的腰包，使全民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金钱的泥坑不能自拔，人们已经没有精力去仰望星空去哲学去诗歌了，他们不需要仰望就已经掉进生活的泥坑。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诗歌的救赎力量愈加值得尊重。如果说哲学指向的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智慧，则诗歌关乎的是一个民族的创新和想象力，它们都可以归属“精神”一词所涵纳的空间，都属于无用之用。人类之所以在物质世界之外还要创造出一个精神世界就是因为人类知道，在具体的躯体存活其中的世界之外人类还需要一个用来容纳他/她的意识活动及其结果的世界，诗歌正是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用语言为建筑材料，用想象力为设计图纸建造出的诗歌殿堂，一直作为诗人们理想中的居所存在在每个诗人的心中，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与诗人间可以一见如故可以天下大同，而其他文体的写作者却彼此互有隔阂的缘故，因为在诗人心中，都有一座共同的诗歌殿堂。拥有通往诗歌殿堂秘密通道的人是幸福的。

中国是个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国家，诗歌在中国于是起到了宗教的作用。既然是宗教，就有它的强力致幻作用。爱过诗的都有共同的体会：诗歌本质上就像毒品，终生难戒。被诗歌异化，把诗歌视为生命一样的人其实并不少，我不是少数人中的一个。我们所看到的黄礼孩、远村、柔刚、老巢、潘洗尘等人，如果不是把诗歌视为生命，你就难以理解他们为什么砸进了那么多财力物力精力在诗歌出版、诗歌推广上，跟他们相比，我还清醒地知道自己力有不及处，不敢随意放任自己有限的财力。

若我揣摩得没错的话你所言的我的为诗歌付出很多当指的是我北上编辑出版《中间代诗全集》而放弃了许多世俗家常的安稳与欢乐，时至今日冷静一想，我不能把这归罪于诗歌，这是不公平的。曾经有一只生活在一口名叫漳州市芗城区的井里的青蛙，因为刻苦修炼诗歌功而突然神力大展跳得更高，某一天它经由无意间的一跃似乎窥见井外另有一番奥秘，这只青蛙于是想，难道，除了我头上这圆圆的直径三尺的天之外还有更大的天？不行，我要去看看。主意一定，青蛙终于在某个时刻跳出井外，一蹦一跳来到一口名叫北京的井，在这个直径三千米的井里，有无数无数的青蛙，蛤蟆，鱼虾蟹还有龙蛇，青蛙觉得好紧张，原来它生活的直径三尺的井只有它一只青蛙，它一点压力和恐慌都没有，现在，一切难有定论。

我就是这一只从三尺井跳到三千米井的青蛙。诗歌就是帮助我跳出三尺井的那个瞬间力量。我应该感谢诗歌还是埋怨诗歌？

在完成于1999年7月的长诗《庞德，或诗的肋骨》中我如此写到：“诗的肋骨，庞德/庞德的肋骨，在现代的左右两边”，同首诗的另一节又有如下诗句：“以诗的名义，我再也找不到比诗更好的肋骨了/或者我也是诗的肋骨？”这两句诗表达了如下两层意思：1、庞德是诗的肋骨；2、我在“试图把诗当肋骨”或“被诗当肋骨”之中自我质疑。庞德是我很重要的精神导师，他对我在诗歌写作和诗歌运动上产生的影响已完全体现在我后来的文本和中间代运作中，在1999年7月那个夏日，当我一口认定庞德是诗的肋骨的同时，似乎也发出了我也会成为诗的肋骨的谶语。也就是说，我在十年前就感知到了自己成为诗歌器官的宿命。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是被诗神统摄着，在他的场域里我如鱼得水，心想事成。我的写作毫无困难，只要有一个题目我即可信手写下，放松得就像在自己家里，我还记得当我开始冒出“中间代”这一概念并约稿约评论约刊物步步推进时，一切都在通畅顺心的流程里完成，若非诗神助力，实在难以想象。无论是在诗歌写作还是中间代的运作中，我都是“被安排”完成的。

其实我们的前辈对文本的“被安排”有过诸多描述，陆游就写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红楼梦》也是空空道人抄写了石头上的文字然后应“假语村言”指点于某年某月某日到尘世中的某个名叫悼红轩的地方找到一个名叫曹雪芹的书生，由他增删完成的。在伟大的诗神面前如果可能，我愿意失去自己，一直失去。

幸与不幸，如前所答。

赵思运：你曾经说：“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在时代精神日益散文化的语境下，你的这种定位显示出卓绝勇气和英雄气概。进京之后，你还有这种英雄气概吗？

安琪：我今天头有点晕，上午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人们开始一天的忙碌，想，这片土地上无论什么朝代更迭对他们而言，都是一样的，真正能够置身变革洪流的毕竟是少数。我们所看到的硝烟弥漫，人们拖家带口流离失所的画面也许只是文学作品或影视上沿袭的想象吧。事实上，普通百姓一日三餐平平凡凡过一生才是时代的常态，哪怕战争，哪怕动乱，影响的也只是置身其中的那部分人而非全体。也就是说我认为，散文化语境的时代精神是常态而非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这是我对时代的一个理解。关于时代，我认同青年精英、北大传媒人许知远所说的，要相信个人的力量而不要被环境所左右，不要等着时代变成你希望的你再来作为而要让自己发光发亮，只要每个人都发光发亮了，就能让时代发光发亮。时代可以造就英雄，英雄也可以造就时代，回想前贤胡适、陈独秀先生在一片古典文学语境下立意造出白话文运动，开辟出了中国白话写作的新天地，那是何等的卓绝勇敢，若非内心满溢着“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胡适语）的坚定信念和对信念坚定推广的英雄主义情怀，谁敢走出这匪夷所思的一步？胡适自己也对个人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1935年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坚持诗歌坚持诗歌中的英雄主义在散文化的时代也比坚持理想坚持真理在白色或红色恐怖年代来得安全吧？至少，没有人会跟踪你举着枪或拿着刀暗中盯住你，预备把你拉进死亡的黑洞中。时至今日我依然为1999年你所引述的这段诗观所激励，那时我正因为阅读了庞德的《比萨诗章》而豁然开朗，知道诗歌可以呈现如此庞杂丰富的世界，知道诗歌所能抵达的地方如此宽广辽阔，不禁心向往之并尝试这样做，但我清楚地明白：只有被诗神命中，这一首我所期待的“大诗”才是可能的。

赵思运：你的长诗《轮回碑》、《灵魂碑》、《出场》、《庞德，或诗的肋骨》、《任性》、《九寨沟》、《纸空气》、《九龙江》、《西藏》、《张家界》等追求天、地、神、人的合一大境，马步升说，我们从中看到了你的“对于史诗的一往情深和建构自我史诗体系的野心”。但是你的史诗写作似乎与一般意义上讲的史诗概念不完全相同。在一般意义上讲，史诗更多的是宏大抒情，指涉的多为历史的、民族的、时代的甚至全球的、宇宙的内容；而你的史诗写作，更多的是个体生命体验的尖叫，历史、民族、时代等宏大的具体语境被淡化了，你的史诗写作被演化成了“一个人的史诗”，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不是集体意义的战斗。你的史诗写作把传统史诗的内涵置换了，成为了非主流史诗。你当时写作时，是不是有意识的尝试“史诗写作”？有没有你自己的“史诗”概念？

安琪：按词典的解释，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称为史诗，从这个意义上，你所列举的我的那些长诗是算不得史诗的，而事实上我确实也没把它们当作史诗来写。“长诗”是我给它们的唯一称谓。我注意到批评家马步升先生的“自我史诗体系”和你的“一个人的史诗”的说法，同时也注意到80后诗人、批评家杨庆祥博士在关于我的一篇批评文章中说到的“她要将诗歌的写作史纳入其个人的生命史”，事实上许多批评家也都注意到了我诗歌写作中的“生命史”而我个人也一直把我的诗歌写作视为我此生活过的证据。我喜欢把苏格拉底的“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一过”篡改为“未经文字记录的人生不值一过”，因为有了写作，我的全部生活都充满了被转化的可以接受的期待：荒谬、悖论、恐惧、焦虑、情感、无力……我经常会在绝望悲凉时微笑起来，我知道它们都将进入我的文字，这是生活对我的馈赠，我喜欢百味俱全的生活，所谓“悲欣交集”，大抵就是如此。

我的写作自始至终都跟我的生命发生关系，我可以在每一首诗中还原出当时写作的背景和遇到的人/事/物，客观地说，我有着比较得心应手的用语言转化生活的智力和手艺，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被我纳入诗中。按批评家燎原先生的说法是“混乱的才气、灵光突至的语词碎片和锐利的直觉，粘合出了力图对当下精神文化信息进行包罗万象整合的 ‘比萨诗章’”。犹如庞德的《比萨诗章》是他在意大利监狱里每天记录下的碎片式的见闻感受：他看见监狱外电线杆上停留的三四只鸟，他脑中回忆起的与叶芝的交往，种种一切，都被他整合进诗中。我的长诗写作也是如此，一切与我有关的东西我都能整合进诗中，这里面，依凭的是“巨大的建造激情”（燎原语）。是的，激情，我从来不缺乏的东西就是它了！一直到现在我还时常被它灼烈的火焰燃烧着，这是一股来自体内的先天之火，它潜伏着，时时等待烈焰腾空的瞬间。我被内心的激情之火驱使着，做出了种种超常规的事也写出了首首超水平发挥的诗篇。你见过火焰的燃烧吗？它不讲道理的燃烧，它烧进去一座两座高楼的燃烧，它烧完数千亩森林的燃烧，它烧毁一整座城市的燃烧，这就是火焰的力量！同样，当我内心激情的火焰借助诗歌的形式燃烧起来时，一切的一切，都被烧了进去，我于是具有了溶解一切的“王水”（批评家向卫国语）的力量。这就是我的长诗写作状态。

为什么那么多人读了《比萨诗章》却无法受其影响无法学习庞德式的吸纳一切的写法？西川曾在读了我的长诗集《任性》之后回信说，庞德是个连许多男诗人都望而却步的诗人，你竟然能与之走上同一条创作之路，实在令人惊讶。这里面的原因我以为就是激情（也许还有一些抱负？）。庞德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激情色彩的人，他精力旺盛、充沛，一生都在文本和行动的创造中。

除了激情，“大胸怀”也是我一直要求于自己的，因为我的写作是消化式的把外界吸纳进来再吐送出去的写作，吐送的多少与吸纳的多少有关，如果我心胸狭隘，首先阻碍的就是我自己，包容、宽容、善待每个朋友的长处，这些，是我要求于自己的大胸怀。

在我看来，所谓史诗，其实就是每个人的生命记忆生命史，人民是一个抽象概念，群众也是一个抽象概念，只有具体的一个个人才是真实的历史的存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录下自己的历史，那才是一部姿态各异鲜活生动的历史。这是我的史诗观。我将为此继续我的生命史亦即诗歌史的写作。

赵思运：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你的这种“对于史诗的一往情深和建构自我史诗体系的野心”与“历史断裂、破碎状况所决定的这种野心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点你是如何理解的？

安琪：有一则故事，说的是，某西方牧师眼看某蝎子被夹在石缝里，遂伸手营救。他每伸一次手，蝎子就咬他一口，他又伸手，蝎子又咬他一口，如是多次。人问他：蝎子一直咬你，为什么还要救它？牧师答：蝎子咬我是它本性，我救它是我本性，我不能因为它按照它的本性我就不按照我的本性。我很喜欢这则故事，如果“断裂、破碎状况”是历史本性而“对于史诗的一往情深和建构自我史诗体系的野心”是我的写作本性的话，那就让历史和我各自保持各自的本性。

赵思运：与很多人偏爱你的短诗不同，我尤其偏爱你的长诗，它们具备了如下特点：思想的汪洋恣肆，结构和意蕴的无限敞开性。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你的天才般的创意在对诗歌形式进行了尽可能的突破时，是不是也存在着诗学上的隐患？那就是，你的文本结构是如何完成它的自足的？你是不是考虑到文本的完整性如何实现？局部的旁逸斜出的诗意，如何保证整首诗的诗意的饱满？

安琪：和你一样，我也偏爱我的长诗，那些长诗大都写于1998——2002年间，是我的生命状态到达极致后的产物，我在写出那些超常发挥的长诗的同时已无法回到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承认每一部作品一经出手就具有它自己的生命力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越是强大的作品它自身具有的力量就越大，这力量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对读者甚至作者本人的掠夺、侵占和破坏。我以后的生命都因为这些不可思议的长诗而获得改变。哪怕仅从这个角度我就必须为这些改变我命运的长诗保有一份刻骨的爱与恨。我之偏爱我的长诗还因为它们提供了第三代之后一种新的女性写作路径，按批评家陈仲义教授的说法是“从安琪开始，以语词为中心变频的碎片式写作样态，意味着畅达十几年之久的黑夜写作意识的淡出，意味着新一轮的性别写作惯性的进一步排除，在地平线上另一端露出异样的‘综合’写作平台”。无论如何，我必须为此感谢诗神的眷顾。

2003年到北京后，我的长诗写作基本告停，而我的短诗写作则走向了一个如同70后批评家马知遥博士所说的“成就的快慰和黑暗的降临”的时代，“彻骨的绝望感”（马知遥语）基本是我的短诗主题，绝望本身所具有的腐蚀力加大了诗作的感染力，也因此我的短诗获得许多人的喜爱。就我的写作经验来看，我觉得我的长诗写作有神力的注入，短诗似乎没有。

寻求艺术的变异几乎贯穿了我近20年的写作，倘若把我全部作品摆放开来，读者将很难相信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说到底这还是与一个人的天性有关，我素来不喜墨守成规，创作上也是如此。时至今日，我更是不满足于单纯的个人写作而希望用一种互动的方式使写作具有群体的启发性和牵连性，所获得的快乐亦是单独写作无法达致的。我现在感到了孟子所言不差，他老人家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至于这种写作在诗学上的得与失，那就有请你这大批评家教授来总结了。

赵思运：我注意到你1995年获得第四届柔刚诗歌奖时26岁，是迄今最年轻的获得者，而且你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个奖项，最后我就扔给你一个难题：从“柔刚诗歌奖”历年获奖诗人来看，似乎构成了一种先锋诗学谱系。而近年获奖诗人似乎体现了某种诗学回归的意味——或沉浸到古典人文精神，或彰显纯正的抒情质地。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整个诗坛的转向？如果是，你怎么评价这种转向？如果不是，你怎么看待“柔刚诗歌奖”的诗学精神？

安琪：我的简历中一直都有“1995年获得第四届柔刚诗歌奖”这样一句话，这是因为柔刚诗歌奖是我进入诗坛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一个奖项和获奖者的关系不外如下两种：1、奖项使获奖者生辉；2、获奖者提升了奖项。对当时尚是无名之辈的我而言，柔刚奖应该是前者了，它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写作信心而我也因此奖得到评委陈仲义、唐晓渡、陈超等老师的认可，我至今依然能忆起颁奖仪式上聆听王光明老师宣读由他撰写的授奖词时我激动而恍惚的心情——

“安琪在《节律》、《未完成》和《干蚂蚁》三首长诗中，以对矛盾、冲突的语境的出色组织，以对感觉、想象、语言和旋律的成功驾驶，沉郁有力地歌唱了爱情、诗歌和死亡的崇高主题，使这些主题中许多分裂的个人感觉得到了想象和语言的整合，从而丰富了读者对它们的感受和意识。这是内心痛苦的紧缩，而精神却在光的引领下向上飞扬的诗歌，受到了本届评委的普遍肯定。”

这段话基本为我此后的写作做出了预言。也是在那届颁奖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柔刚先生，此前他翻译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成为第一批被引进的“狼奶”哺育了许多现代诗写作者包括我。这位精通中国易经和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流派的诗人翻译家那么谦和地不引人注目地坐在会议的一角，从不让自己呈现在舆论的中心，18年了，他依旧如此。我作为柔刚奖的受益者为这个奖做些事理所当然。

你从获奖诗人的写作向度上观察到了先锋诗学谱系到古典人文精神的回归这样一个趋势但这一切与柔刚诗歌奖的诗学精神无关，在我看来，柔刚诗歌奖没有一个明确的诗学准则因为它的承办方是不固定的，它跟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评审团不同，它每一届的承办方都是由不同的群体来完成。从第16届开始，柔刚先生和南京汉诗计划研究小组签订了六年合约，这六年的趣味也因此由该小组而非柔刚决定。柔刚诗歌奖主办18届以来，柔刚先生除了前几届担任过评委，此后就不介入此奖的具体评审。

我不知我这样的回答是否解决了你关于“柔刚诗歌奖”诗学精神的问题？

【安琪短诗一首】

《给外婆》
(外婆：苏碧贞，外公：江锦锥）


安琪


你蜷缩在狭小房间宽大床上的身体
如一团卷皱的纸外婆，你不能动的右手
摊放着左手努力伸起迎着我的手它们
颤抖着哭泣着拥在一起外婆

它们有着互相呼应的血统！而与之呼应的
你的丈夫我的外公正在客厅的桌上
以遗像的姿势存在。他们哭过的红眼睛
和白色身影在忙碌——
我的父亲母亲大舅二舅
大舅母二舅母和表弟们

因为死亡，我们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
我们看见死者的死和生者的必死外婆！
你说别哭，别哭，连毛主席孙中山也要死
外婆你说别哭别哭
连毛主席孙中山也要死

你的手绵软无力它们累了，这一生你用这双手
撑起一家十口人的吃和胃
你有六个儿女，两个公婆，一个丈夫
你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卑微的命运
你有先外公而来的中风和瘫痪而最终
你死在外公后面仅半年

我们先是埋葬了外公再埋葬了你
我们先是有了糊里糊涂的生之喜悦再有
明明白白的死之无奈。


2007/5/8

【安琪：本名黄江嫔，1969年2月出生，福建漳州人。中间代概念首倡者及代表诗人。1995年第四届柔刚诗歌奖获得者。2006年被诗刊社和中国妇女报社等联合评选为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主编有《中间代诗全集》（与远村、黄礼孩合作，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著有诗集六部。曾参与编撰《大学语文》教材。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