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歌中的幸福——读黄灿然诗集《游泳池畔的冥想》 李建春

[河南倩倚]

诗歌史常常有这样幸运的现象，当一位大诗人逝世时，继承他精神的新一代诗人会为他写一首挽歌，这首挽歌往往就成为新诗人的成名作。著名的例子有莱蒙托夫哀悼普希金之死。奥登的《诗悼叶芝》强烈地震撼了年轻的布罗茨基，成了布罗茨基对奥登终生热爱的起点，而布罗茨基的《诗悼约翰•邓恩》正是他本人崛起的标志。由于布罗茨基，约翰•邓恩逝世的时间推迟了大约三百年。他为艾略特和洛威尔写的挽歌也同样出色，正表明这位诗人是众多幽灵的继承者。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影响作为汉语诗歌的现实，是促成“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意义上，当代汉语诗人其实是布罗茨基诗歌精神的继承者。
1996 年布罗茨基逝世，在得知噩耗的短短三天内，黄灿然完成了《献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哀歌》。《哀歌》在《花城》杂志发表后，汉语诗界开始以惊诧的目光注视着黄灿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位素以编辑《声音》和诗歌翻译而著称的善良、温和、具有唯美倾向的诗人能发出如此雄阔、果断、自信的声音，人们犹犹豫豫地，把他与众多他所翻译的诗人们联系在一起，但口头上又不愿承认——我们已习惯于浪费自己的天才，中国诗歌界距离勇敢承认像黄灿然、肖开愚这样的诗人还有一段较长的年月。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淘洗，以及近百年现代诗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这一代诗人在语言峡谷的漂流中早已是老练的船夫了。在《哀歌》中，与其说诗人在哀悼“约瑟夫•布罗茨基睡着了”，还不如说是布罗茨基以另一种方式苏醒着，活在这位中国诗人的身上并且借着他的笔说话，“我的诗集背后是天国”，“……我已留下声音，朝着/谈论的人们的属性的方向远去……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忘我地写作的原因。写作即是与历代大师的精神遗志/汇合，我已经不是我，……”
九十年代中期，黄灿然已经进入“我已经不是我”了。他成了众多伟大的幽灵们所发现的一个愉快的出口：奥登，卡瓦菲斯，马查多……对于现代汉诗的读者，这位“倾向光明，倾向善”的诗人的作品特别是短诗，已成为检验我们对生活的态度诚实与否的试剂。 1996年完成的《十二行诗》已脱下华美的变换不定的外套，穿上洗得发白的轻松而朴素的衬衫（我们在青春期常常像演员）。诗人总是以温和亲切的低调进入，并且能保持下去——诗歌技艺的秘密之一就是如何克服唱高调的习惯，有的诗人能够低徊进入，却不能持续下去。如何进入是一个阶段，如何持续是另一个阶段。
收获者不仅有语言，而且有道德。现代汉诗经过朦胧诗、里尔克中译和海子之后就患了远视症和散光症，没有办法看清楚身边的事物。不是生活不愿意进入诗歌，而是被“诗是语言炼金术”这一成问题的名言所误导，对词语的崇拜把生活的真理拒之门外。把诗歌写得很“语言”只是诗人的本分，但对词语感觉的过分依赖一旦到了词语崇拜的程度，心灵就僵化了，失去了精神的主动性和向度。1993年的黄灿然基本上属于这个阶段。那时候的他写得很苦，写诗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甚至肉体的折磨。名作《那始终是一个温柔的地方》披露的就是这种经验——被语言的精灵所诱惑的经验：“为了它我丧失一切，保守固执，/为了它我爱恨难辨，一生迷茫，/为了它呵，我轻歌浅唱，总在做梦……”
在这种诗中，诗人的道德本能受到扭曲，以至于写出像《有毒的玛琳娜》《树中的女人》这样怪异的作品。我不知道诗人在这种状态里陷得有多深、多久，现在看来，完成于1994年的《序曲与哀歌》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咯血，此时的诗人已经被语言推向死亡的边缘。幸运的是，大咯血之后病就似乎慢慢地好转了。让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汉语诗坛的处境。继海子、骆一禾1989年早逝之后，九十年代初的诗坛青年诗人自杀成风，更多的诗人放弃写作，或放任颓废，或下海经商（颓废的另一种形式），联系这种背景，我们就会对这位诗人的成功转变报以恰如其分的赞赏。黄灿然也是九十年代诗歌转向的一个秘密动力源。张曙光的“责任感”和阅读选择，西川、欧阳江河的“中年写作”，孙文波“发现”奥登并以慢节奏和理性迫使语言减速，肖开愚的复杂叙事（黄灿然称为“中型诗”），黄灿然办《声音》提供阵地，并翻译大量的西方诗歌为诗人们供给营养。由于地理的独特便利和诗人的无私奉献，香港成了当代汉诗的前沿、枢纽和后勤基地。
臧棣曾提到“经典地写作”，在介入语言的方式上具有足够的警惕性，是历史感和高度自觉的产物。黄灿然的经典化体现在对诗歌形式的本能的尊重，他所热爱的众多大师们吸引他亦步亦趋，如维吉尔引导但丁走出地狱。因为格律、音韵能够自动地剃除语言中芜杂的成份，并把他带入一个恰当的大师们曾站立的起点，而不是天上地下漫无目标的词语机遇式碰撞和“炼金”。
黄灿然的抒情组诗和短诗使我们恢复了对日常生活的信任和亲切的感知。这些诗大体上在某个敞开的过程中而不是独处于现代主义的内室。这种与过去与未来相联系的感觉使诗行富于呼吸感和流动性，循着时间的优美曲线勾划出匀称、结实的体形，视觉上好极了。其语言肌理绵密而不繁复，均匀，清晰，既有整体的营运又有细节的精确。他的语气正直，忠厚，使人信任。他的姿态既不高也不低，恰如其分，自然亲切，典型的南方气质。我们的汉语在黄灿然笔下，有如妻子回到丈夫的怀里，温驯而幸福，“像一只蜂后，她采蜜/——从我枯瘦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