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无中冒雨赶路”——一份个人的关于现代诗精神、写作向度的提纲 洛盏

[陆维]

写作本文的前些天，由于网络的崩溃，居于贵州一隅的我经历了长时间信息的真空，直到今天网络恢复，才得知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花落德国女诗人赫塔·缪勒，并从“诗生活”王家新的文章中看到了原版授奖辞，大致是说她的作品具备了 “the concentration of poetry *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描绘了 “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王家新敏锐地感受到了“dispossessed”这个词的尖锐和份量，并 “恢复了对老诺的信心。”Dispossessed，这个生存意义上的“被剥夺者、被驱逐者”，却被中新社首发的消息中，降格为生活意义上的“失业人群”，着实让人忍俊不禁。媒体的暧昧彰显着时代的复杂，历史由于“不怎么幸运”的变故又一次显得暧昧不明时，诗者须站出来申明自身，这种申明并非决裂，而是一种“反向的切中”，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
必须提及的是，对于现代诗歌写作的精神向度问题的强调，本应该属于不需强调的“废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必须要重提，成为我们写作的良心绕不开的话题，也再次凸显了时代的复杂性。再者，本文属于一份笔者个人的回顾和反思，期待着同行的诘问与修正。此外，本文例证时，所关注的是中国当代较为“成熟”的诗人，是目前最先锋也是最具有现代性的诗人，正是他们的努力有望最初建立传统，“使得中国先锋派们有一个可靠的起点以及一个连续成长的营养库，避免反复开机，避免常识性错误。”[1]



一，精神向度：“向下的超越”

笔者认为，精神向度和写作向度是诗者最基本的两种向度，前者在“对现实世界的接近或疏远”的地方移动，后者则在“对语言本身的依赖或怀疑”之间摇摆不定。而自1985年先锋诗歌运动以来，现代诗歌有两项基本成果：一是集体顺役的权力话语的破产，“国家庆典终于失去了一副嗓子/她太艺术，太壮硕、又太爱吃醋，/她本质的阴冷的器官，/冻结我的活力和创造性。”（陈东东《炼狱故事》）二是对于语言的关注，语言不再是“中心思想”的喉舌，而一定程度上成为诗歌本体存在的依据。
但权力仍然是权力，而且“它的机器更加高效率，已经深入生活的隐私部分”（孙文波《续节目单》）。当时代的意识形态势能和一种物质主义宣传亲和结盟时，权力与日常消费主义美学之间暧昧不清且相互置换，形成“擦去隐痛，回避质询，快乐逍遥”的主流价值漩涡。这个漩涡如同变形金刚里的大力神，吸收着一切可以吸收的东西——包括诗歌。因此，上文提及的两项成果，很有可能“可叹地由诗学向度的系统转换衰退为系统因子的微调。”缺乏生命灵魂疼痛和更高意义上的离心冲突（或曰，“弃家”）的再铸乌托邦、以及低劣的神性写作、乡土写作等等，最终都被吸纳为权力的淘气的同道。

那些草莓似乎在晃动的小桶中
也能继续它们的睡眠
它们的睡眠是关于我们的口味的。
它们的梦想，如果有
则涉及我们怎样为新的生态信仰
而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臧棣《采草莓》

在市场偶像、娱乐工业取代了一切的今天，置身于社会这只漂亮的、美学的、不再暴力的、晃动的“小桶”中，我们和社会的关系似乎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于是自弃为娇滴滴的草莓，做着翩然的美梦——“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的个人生存正是一个人自弃的生活”[2]。万众挥舞的荧光棒厘定着我们的“信仰”，中央三套的星光大道言说着我们的“梦想”，“它们的睡眠”一再符合判决者的“口味”，被判决者和判决者达成一种致命的共谋。即便出现了诗人之类的“异端”，判决者们会机巧地“为新的生态信仰，而改变饮食习惯”，不费力地实现对诗人们的“招安”（以文联、权力选本等形式）。诗人们“被安排在金鸟笼里，/绿翅膀收拾得更绿， /更符合一个观赏禽类的荣誉和身份”（陈东东《炼狱故事》），从而使“自己的名字划归到安全一栏”。市场时代的意识形态技术娴熟地将这种自弃描述为唯一去享受的生活，让我们沉浸于其间继续我们的睡眠。
有人会反对，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不是最难以被强暴的权力所利用的东西么？没错，但如学者、诗人陈超所言，难以利用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关痛痒的个人迷醉书和乌托邦，权力主义者可以放心忽略掉，这也是上文所指涉的“诗人”，另一种则是锐利而广阔的对生存的衡估与揭示，准确而奋不顾身地切中这个时代。这种诗歌的重要性不在于单向的挑衅和叛离，而在于整体包容地去创造新的精神话语历史。优秀的，或者说合格的诗人，无不广泛地重新占有词语的命名权，而非向权力和庸众妥协；在将自己放逐到社会常轨以外的同时，以身受难，准确而有力地反向切中社会的 “噬心主题”，实现个体生命对整体生存包容的个人主体性。“我坐在沙发上/有站在拳击台上的感觉,他在床上//有在牲口市场上的感觉，我们知道/挨打和被拍卖的困厄紧密着我们的感情”（肖开愚《学习之甜》），这些诗人们拒绝接受“文化娱乐工业”所许诺的、自弃式的快乐，在美学和商业的沙发上他们却在焚烧着时代的消极之物，并“推拿疼痛的中心，一天又一天”（翟永明《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
于是，在这个时代，悲喜剧暧昧不分，不妥协者变成经济上的穷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变得无比滑稽。“在一条细细的丝绳上，晾晒着信仰/风吹补丁，简直像抖动着一叠发票。”（潘维《太湖龙镜》）对诗人而言，灵魂深处的滑稽剧重复上演，没有发票作为补丁的信仰是滑稽的。“你既是牺牲品，又是享有者，/你既是苦行僧，又是欢乐佛。”没错，“一朵大红的纸花” 再也不能把我们变成“一个改朝换代的战争大戏的群众演员”（桑克,《一个士兵的回忆》），这是我们的幸运，新的时代拆除了大红花的“光荣”的象征意义，使之变成了愚俗之物，从而使我们得以避免意识形态以象征物的形式对个人的纯粹欺诈，但是试想，大红花变成鲜艳的玫瑰呢？商人们没有彻底拆除事物的象征意义（尽管他们的原则是有效率的等价交换，而非象征交换），而是工具理性地转向对象征主义的剩余价值（商业价值）的暧昧需求， “商人们集成了某些情感俗套的象征，借以把平庸无奇的物品变成了意义非凡的商品，而事物丰富的转义、能够扰乱简单意识的含义都被抛却了。”[3]尽管这个时代“没有一间鲜花分配办公室 /英雄已经没了”，但在“插金戴银描眼画眉的街市”，却是一副“落花随着流水，男人牵着女人”（王小妮《我不喜欢新鲜》）的景象。我们以往对于“大红花” 的颂扬如今成了一出滑稽戏，而曾经被猛烈批判的玫瑰却逐渐变成主流和大众意识的新神话。“商业就像是/久旷的柴薪，分享火焰那/广大的淫乐。/我看见燃烧中那么多人……”(陈东东《炼狱故事》)如果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效了”是一出悲剧，那么在市场时代，诗歌沦为“淘气的同道”则是一出喜剧。鲜花的美好、神秘、爱情象征仍被商人们利用，从而遮蔽和简化我们的意识，是一出悲剧，但是庸众们（包括部分“诗人”）仍旧幸福地像花儿一样，沉浸在“美丽新世界”的飘摇中，则是一出喜剧——如萨特《墙》中的情景，我们“笑得那么厉害，以至眼泪涌上了我们的眼睛。”
太多的衍生的附属物，太多的反讽和破碎让我们无所适从。诗人的使命感越来越苍白，他们宏大的报复土崩瓦解。一切都被剥夺了，在“虚无”中浸泡的我们不敢奢望完整性的再度君临。在娱乐的“调剂”之外，我们面对的是大量微小的压力以及（日常消费物的）细节的缺失，我们整天瞎忙活并精于算计。“仿佛‘巨大’被一张血盆大口吞吃干净之后，/时代跌入了显微镜：一个无穷小的王国。”（潘维《太湖龙镜》）也因此，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写作得到广泛响应的是本土化和关注日常生活的倾向，并力求恰当地呈现历史，从具体的生活事件出发，写出来的缺失灵魂的遭遇。但是否这种倾向会导致“对无中介的原初经验的迷信？”致力于描述“充满了偶然性的松散事实”，并以种种技术的手段加以整合，使之呈现出是否只是貌似存在的一面？是的，避免诗歌因琐碎而再度个人迷醉化的“标准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在诗歌中注入“历史想象力”，同时诗歌中的存在不等于也不应等于现实的存在，这两点当代批评家们几乎达成共识。笔者不提倡标准答案意识，这是在诘问中我们捍卫住了诗歌写作的复杂性，使之保持活力。同时，诗歌的力量和有效性，不在于它的题材或者中心思想，甚至不仅仅在于诗人的真诚，而在于诗人对时代和和诗歌本体的双重洞察，在具体文本的结构、隐喻系统构建等凸显历史想象力与个人主体性，而不是自称具备了这些。这也是本文转向对语言、技艺的关注的原因，这将在第二部分展开论述。
但笔者强调方向意识，即处于自身的虚无感和焦虑感、娱乐商业诱惑、后权力压迫夹缝中的诗人，将以何种精神向度展开诗歌的写作？与虚无感玩“躲猫猫”的游戏，确是要舒服的多，但一个诗人的力量或存在价值恰恰体现在他能够直面、正视虚无，乃至用语言来实现对罪孽和虚无的关注和审判从而超越虚无，这是一种“向下的超越”。正是诗人携带着人类伟大的救赎精神，于向下的超越于中发出热爱的诅咒。如狄兰·托马斯所言：“明智的人们面临末日知道黑暗是正理，因为它们的语言已无法击出闪电，但他们并不驯顺地走进那个良夜。”


二，写作向度：“西西弗的幸福”

“我们如何写作？”和“我们的写作有效么？”是两个始终炙烤着有责任感的诗人的问题，笔者则试图从“如何写作是无效的？”这个维度入手，去触及它们的皮毛。据上文的论述，笔者指出，某些“种类”的诗歌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种原罪，而每个诗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是我把有毒的声音送入这个地带么？”
首先是一种插科打诨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旨意上式粗暴的“反XX”语式、“消解价值”、“拆除深度”，往往适当地往拉康或者德里达脱帽致敬后，转身就把问题一笔勾销。“反社会，反文化，/反反，而且可以复复/像是某种怪物发出的谐音/它似乎能靠朦胧的激情/把一个潮湿的自我再伸长一寸，/然后埋进狭窄的洞口。”（臧棣《锻炼》）语言策略上则是大众口语式的狂欢、流氓话语的盛宴。也许存在即合理，各种精神向度应该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经济领域里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同样适用于诗歌的流通领域。与下半身的狂欢相对应的是上半身的特权——反文化的另一极——唯文化崇拜，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作用于诗歌就是一场充斥着文化咒语的盛大的招魂仪式，诗歌中满眼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文明遗址、创始元素、器物残余、乌托邦残念……另外，还是有低劣的神性写作等鼓吹超越性的写作，妄图通过诗学和神学的玄奥因子，获得逃避责任的豁免权，或把海德格尔们当做一个跳板，指望借此一跃就飞跃“语言——生存”的险境，拿到进入永恒的通行证——用“文化的暴政”来形容这类诗歌应不为过。
同时，上文提及的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如果不能抵达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存在的现场，而只耽于日常生活的现场，则会沦为诗歌技术的打水漂游戏（或者说是技艺的不精熟，雕琢过头了），或者混合着学院式的装饰性俏皮话进行一种“高于事境一米” 的微弱的价值赋予。他们的写作恰恰印证了哈维尔曾说过的，“没有一种历史尺度的私人生活史一个表象和一个谎言。”更为悲哀的是，他们固执地相信，历史想象力是自在自为地蕴含在我的诗歌中的，如何发现它们是读者（大多为诗人）和诗评家们的责任。再者，还有一种将现实身份等同于文化身份地拙劣表演，如校园诗歌、军旅诗歌、打工诗歌、乡土诗歌，他们不知道人类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纳博科夫所说的“他和环境的分离程度”，他们收缩自己的生存体验的门，迷醉地写着即兴小札。此外，还有古典词汇堆砌的返传统诗，感情泛滥的女性主义诗歌……
这几类写作，在精神向度上，表现为对于一味表现 “被抛于世界”的虚无感以吁求同情，或者干脆绕开虚无，再铸乌托邦，成为消费主义的同道；在写作策略上，它们试图把某种文化身份表述成一个孤立存在的、高高在上的运动主体或诗歌本体依据，使之变成了一个新的“喻体”。在这个喻体面前，本应充满多元可能性的诗歌写作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注脚或副本。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对这种注脚性写作做了凌厉的批判：“与作者与作品那种具有坚实而根本的单位相比，这些思想、流派反而变得相对脆弱，次要并成为附属了。”况且，上文提及的“流派”充其量只是一种喻体化的文化身份。但我们同样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些文化身份值得我们再去考究：比如，对于整体话语的“深度的拆除”和 “对深度的拆除的拆除”，是一种“感人的信念”（陈超语），绝非媚俗的所谓“后现代”；“文化咒语”也可能会有理性所不能洞察的隐忍力量的呈现；农村和农民面临城市化的困顿、遭遇乃是当今时代最为噬心的主题，泥土“作为一笔产业/正流通于抒情诗作者与国土局的交易之中/扭曲。打结。延伸。”(姜涛《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陈述与转述》)，中国诗坛（如果有这么个“坛”）已经开始有效、细致地关注农村问题，但将农村简单处理成精神家园的诗歌仍是随处可见；优秀诗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叙事仍是九十年代以来现代诗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对于传统的反观，女性主义的再认识等等，都渐渐融入了我国的诗歌文化地图，已成为我们诗歌写作的营养库并值得单独为文分析。总之，自由导源于诗性的想象，限制则源于诗人终其一生对人文精神的信仰，种种幻想式、喻体化、功利化的文化身份不可能再继续掩饰住我们在真实的历史境遇中的生存。
我们不能再拿个人化风格当借口，殊不知“我们在私人领域饲养的天鹅/羽毛变黑，嗜血，几乎患上了不育症”（西渡《雪》），更不能“越来越习惯于把灵魂作为便携式盾牌。”（臧棣《低音区》）抒情在当代成为一个假动作，我们曾经留恋忘返的，建立在 “充实”和“神圣”两座桥墩上的美丽的古典拱桥，已经塌了。“独与天地精神相往还”，如果可能，也不过是偶发的、隔靴搔痒式的状态，一种荒谬、矛盾、琐碎生存中的精神休假。上部分说了，我们要直面历史和虚无，但这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则是，我们如何“在虚无中冒雨赶路”？以怎样的步态，怎样的执着，方向又在哪里？“诗歌首先作为一种纠正方式的力量——作为宣示和纠正不公正的媒介——正不断受到感召。但是诗人在释放这些功能的同时，会有轻视另一项迫切性之虞，这项迫切性就是把诗歌纠正为诗歌。”[4]如果说诗歌的力量更在于“把诗歌纠正为诗歌”，我们该如何纠正，以“通过直接的语言手段建立权威和施加压力”？
我想将文章引向一个古老的神话：被罚入地狱的西西弗遭遇酷刑，他必须一刻不停地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总是在将近山顶时晦气地滚下山去。可怜的西西弗只能从头再来，一遍又一遍重复这无休的劳作。29岁的加缪则在现实中发现了西西弗：“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作，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与西西弗的命运同样荒谬。”
必须承认，将我们的世界合理化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中，但每当人们似乎发现了新的希望，随之而来的灾难却又在“人们心灵上唤起了一种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尤其是为了合理化，权力一再随心所欲地拨快或拨慢历史的时针，反而加剧了我们西西弗式的荒谬感。荒谬的世界作用于现代人，出现了自我同一性解体的问题——这种内心深处无力改变的悲剧感，对于诗人来说，是最大的焦虑、苦难和噬心主题。心理学家荣恩指出：“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威胁它的不再是野兽、巨石和洪水，而是某种心灵上的暴力。心理生活是世界上一种特殊力量，他超过世界上的其他一切力量。”不管是乔伊斯的“精神瘫痪”，还是奥尼尔的“悲剧来源的内在精神”，都在言说着现代人不断膨胀的思想，不断蔓延的纠缠与欲望，不断丧失的行动能力，不断痿顿的激情与意志。具体说来，首先，作为诗人，我们必须坚持一种理想的灵魂状态，但同时，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坚持”这一状态之不可能。正如欧阳江河所说：“一方面，它（知识分子写作的双重性）证实了纳博科夫所说的‘人类的存在仅仅决定于他和环境的分离程度’；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写作和生活是纠结在一起的两个相互吸收的进程，就像梅洛--庞蒂所说的，语言提供把现实连在一起的结蒂组织。”
我们要如何面对这种“语言——生存”的矛盾与险境？天才的加缪从荒谬和矛盾的世界中发现了人的幸福和价值：荒谬的苦难体验式人生的一部分，体尝了苦难，你才拥有属于自己的命运。从这个角度，他认定西西弗本质上是幸福的，他推动巨石的过程本身提供了心灵的充实，“在苦难的第七页书写者文明”（西川《致敬》）。加缪以他独有的一笔勾销式的态势，将荒谬纳入人类价值的基本要素——西西弗通过无望的劳作彰显了它的价值，而诗人则应以写作去关注、肯定或审判这种荒谬。同时，我们也要避免陷入另一个写作陷进，那就是将苦难简单地美化或正义化，从而使人在美学上可笑地留恋着苦难。
正如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指出的，“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怪人，而是为人下定义。”人本就是矛盾的，因此，我们应从根本上认识并顺从存在于人类自身的自然力——欲望和意识，首先不是扼杀，而是对自身的正视、了解和宽容（而不是放逐），并从中提取出真正即属于自身范畴的，又具备更广博的人文关怀向度和历史想象力的经验和情感。“诗人应将个体遭际的沉痛经验一点点移入到更广阔的时代语境中，使之既烛照了个体生命最幽微最晦涩的角落，又折射出历史的症候。”我们要忠实于我们的存在，而不是忠实于我们的理想存在；此外，我们没必要做出和物质决绝的峥嵘姿态，反而要时常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戒虚妄”：“思想家很容易宽慰自己，想象自己在消除物化、消除商品特性时拥有智者的宝石。”
因此，当代优秀的诗歌写作无不以更深刻、更复杂、更矛盾也更坚定的眼光去审视这个世界，并执拗地保持住复杂的难度。具体到写作手法上，反讽、互否、自我解魅、巴赫金复调小说式地增加声部…… 它们无不倾向于“在修辞与现实之间表现一种品质，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质。”[5]正因为这种复杂的难度，真正的现代诗写作必然会造成当下读者的流失，但却赢得了潜在读者，因为它注定是一种“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写作。我们强调技艺，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首好诗必备的元素，更重要的在于，对诗人来说，技艺的成熟和经验的成熟总是同步的，技艺的训练对于经验本身的深化来说至关重要。我和好友叶丹都曾无比崇拜欧阳江河，我们都曾经“描红”式地“学习”过他的诗歌。不过，我们一开始关注的只是其连续不断的修辞所达到的意料不及的效果，以及词意的扭曲与突变所带来的障碍之感，后来才逐渐意识到欧阳江河所谓的修辞的不妥协性以及语言根柢的悲剧气质，意识到了“他同波德莱尔一样，把一种毁灭性的体验作为语言的内蕴，把一个要将他的过去和现在碾得粉碎的时代作为思考的主题。”[6]尽管这种悲剧气质在欧阳江河的诗作中也并非一以贯之的。技艺和经验的双重修为或或能达到这么一种写作状态：“这精确的陈述出自全部混乱的过去/这纯净的力量，像水龙头滴水的节奏/注释出历史的缺失”（西川《重读博尔赫斯》）。
是的，在“稍早”一些时候，强大的权力话语骗局被揭穿后，对于个人的历史深度的追求确实缺乏吸引力，这种情形类似于“灯火的点燃太使那刚刚丢失长夜的人难过”（黄灿然《是雨，击碎了时光的锁链……》）。但现在，已经是我们正视古老的语言在时间中必须经过的命运，并“初建现代诗传统，使中国先锋派们有一个可靠的起点以及一个连续成长的营养库”的时候了。我们都经历过或经历着困厄的学徒期，都曾沉耽于技艺的描红、受困于影响的焦虑，都曾把模仿妄称为创造，都曾固持“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的虚妄，以及“北岛没我写得好”的自恋。但懊悔的灵魂，一再忍受“本城不洁的火焰之煎熬”。无论怎样破绽百出，我们正是经由这些青春期写作逐渐领悟和掌握了写作这门古老技艺的秘密。我们不断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的同时，感受着矛盾的喜悦，我们不断吞下诗歌“有毒的声音”的同时，学会了自我解毒。请允许我用加缪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

“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忽然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

与君共勉。



2009年10月于贵州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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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桑克：《当代诗歌的先锋性：从肆无忌惮的破坏到惊心动魄的细致》，《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4 卷第4 期。
[2] 引自耿占春《一场诗学和社会学的内心争论》，《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3] 引自耿占春《失去象征的日常世界》，《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
[4] 转引自张闳：《介入的诗歌》，载《语言：形式的命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09页。
[5] 引自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载《今天》1993年第3期。
[6] 引自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载《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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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 - 纵然语言为人所共有，但多数人立身处世仿佛各有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