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女性诗歌：“击浪”或“畅游”？ 周瓒

[陆维]

一

让我从手头的女性诗歌出版物开始谈起吧。
第一种题为《诗在女鲸跃身激浪时》[1]，是1998年11月1日成立的台湾“女鲸诗社”成员的第一本合集。诗集中收录了十二位台湾女诗人的作品，其中年龄最长者，是1927年出生的杜潘芳格，她也被推举为女鲸诗社的社长。女鲸诗社由诗人，台大语言研究所暨外文系副教授江文瑜发起，并由江文瑜、沈花末、陈玉玲、张芳慈四人组成编辑小组，讨论诗社运作方式与发展方向。迄今为止，“女鲸诗社”已经出版了三本“女鲸诗丛”，除这一本外，还有1999年出版的《诗坛显影》和2001年出版的《震鲸：921大地震二周年纪念诗专辑》（这二种诗选我未读到），基本实现了诗社有计划地出版诗集的想法。
不过，我注意到，在创刊号（即《诗在女鲸翻身激浪时》）中，“女鲸诗社”的发起者还提到过更远大的梦想和目标：“以编年的方式或主题方式编纂台湾的女性诗选，甚至举办‘年度女诗选’，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扩大女性诗人在台湾的能见度、增高女性诗人创作的欲望，最终达到建立台湾女性诗学的目的。”[2]1999年4月淡江大学中文系主办的 “第一届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元贞（当时任淡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也是女鲸诗社的主要成员）发表论文《台湾现代女诗人的诗坛显影》（此文收入了1999年出版的女鲸诗丛第二本《诗坛显影》中），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女诗人如何在诗坛出现？”，“男性诗坛主导及诠释女诗人的作品的特征”，以及“正统文学史分期难以安置女诗人”等。2001年三八节期间，淡江大学中文系、淡江大学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室主办了“百年台湾文学版图研讨会”，其中的一个议题便是“女性文学团体：运作与功能”。江文瑜担当了讨论的主席。参与讨论的学者就“女性文学团体成员的阶级背景与族群身份如何？其创作目的各有何不同？结社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成员又是如何彼此支援以推广她们作品的出版与推广管道”等话题展开，她们侧重强调女性结社在台湾文学版图上所占据的地位。
我对台湾当代文学了解得不多，目前也不可能准确地评价“女鲸诗社”在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比如说聚集在这个诗社中的诗人们是否是当今台湾最活跃、最重要的写作者，她们的作品是否正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评价，或者，从一个诗歌同行的眼光看，她们是否是相当出色的诗人，她们写出了哪些好诗。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受到我的研究视野的限制，另一方面也需要时间。但是有一点很强烈地触动了我，那就是台湾的这部分女诗人和学者，非常自觉地意识到她们结社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诗歌写作本身的自主、独立，与在诗歌和文学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并对女性写作持轻慢态度的男诗人拉开一个距离，而且，也是为了让女性更自觉也更自由地通过诗歌写作参与台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事业，更重要的是，她们强调结社的重要性，很注意团队的合作，群体的力量。比如江文瑜就认为：“许多文学团体在组成时，往往是基于籍由结盟以率先发言的功能。文学团体既可以是非常主动的参与者，也可以是旁观者，遇到不宜以个人身份发声或不认同的看法时，可以透过融在一个具有较大导向的团体中发挥力量。”当然，这样的认识放到具体的现实处境中可能会很复杂，一个团体发言，如果是在文学内部，并且讨论的是文学问题，或许可以设想其功能，但是如果以团体面向社会和公众，回应更广泛的问题，那么这样的社团，在功能上可能就不会那么单纯了。通过结社、编纂诗集、召开研讨会等一系列方式，女鲸诗社不仅团结了一批台湾的女性诗歌作者，而且也从诗歌批评、传播等方面逐渐明确了她们的文学宗旨和影响力。
根据李元贞的描述，早在1986年，台湾女诗人朵思就曾想到成立一个女性诗歌团体——女诗人协会（因为她之前了解到韩国和日本都有女诗人协会），但当时有人提醒她，台湾已经有了一个“中国新诗协会”，搞一个女诗人协会，好像要跟他们对立似的。所以没有办成。而在中国大陆的四川西昌市，1988年12月，创立了一个《女子诗报》，主编是晓音。据她们自称，她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一家纯粹的女性诗歌刊物，其办刊宗旨为：‘女诗人写，女诗人编，以自身的创作彻底消除诗歌的性别歧视’。”[3]《女子诗报》一开始是以报刊形式印行，1988－1995年共引了四期，后来这个报纸一度停刊，直到2002年再度复刊，改成年鉴形式每年出版一本《女子诗报年鉴》（以下简称《年鉴》）。这便是我要谈到的第二种出版物。
复刊后的“女子诗报”策划了一些活动，包括诗歌朗诵会，“2005年女性诗歌年度奖”。2002年的《年鉴》后面的“编辑手记”中，女子诗报的选稿标准里谈到：“民刊《女子诗报》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集团形式出现的女性诗歌创作群体。在所走过的漫长而坎坷的岁月中，它以自身的独立性与当代诗歌的发展并列与世。所以，本次年鉴的编选，以注重原创性、先锋性和实验性，体现女性诗歌的独立性为基本立场。” “《女子诗报》张扬艺术的共通性和诗歌性别意识的极端淡化。《女子诗报年鉴》将逐步形成与《女子诗报》的办刊宗旨‘以自身的写作实效，彻底消除诗歌性别歧视’相吻合的诗歌创作层面。如果说，在1988年我们提出‘将女性诗歌从男权社会的腋下剥离出来’的口号带有实验的意味，那么在今天，我们以自身的诗歌文本进行了实践，并成功”[4]。《年鉴》2003、2004、2005年都有与这个选稿标准及办报宗旨相近的“编辑手记”。不过，从我的阅读看，《女子诗报》的作者们似乎并不那么吻合“选稿标准”。换言之，“性别意识的极端淡化”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要求。这种主张的出发点或针对性或许不难理解，但在目前的文学和文化语境中要做到“以自身的写作实效，彻底消除诗歌性别歧视”几乎是乌托邦。为什么要提出“性别意识的极端淡化”这样的选稿标准呢？我相信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是由此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一度引人瞩目的“女性诗歌热”引发的批评话语的压力造成的。
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女性诗歌”这一概念，是被用来描述翟永明组诗《女人》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的。由于《女人》组诗的独特魅力，一度出现了诸多模仿翟永明式的“女性诗歌”，“黑色”、“黑夜”、“石头”、“命运”之类的词语在一些女诗人的文本中俯拾皆是。与此同时，部分女性诗歌批评也非常鼓励这种写作方式。这种状况发展到极端，就变成一旦女诗人写出的诗不太体现所谓的“女性意识”，这个诗人就会遭到女性诗歌批评的冷遇。因此，女诗人的身份认同与其写作中的主体意识发生龃龉，同时触动更微妙的对女性的歧视，使得一些女诗人（或女作家）害怕乃至回避确认自己作为女作家的身份认同。
“女性诗歌”在80年代的辉煌时段，是在1986－1988年间。此间，除了上文提及的翟永明的部分作品之外，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女性诗歌”还有唐亚平写于1985年的组诗《黑色沙漠》，伊蕾写于1986年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组诗)、《被围困者》(组诗)、《叛逆的手》(长诗)和《女性年龄》(组诗)，以及同一时期张真、陆忆敏、林雪等人的部分诗作。不过，198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一书收录活跃在198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的诗人有64位，虽然这本诗选并未突出女性诗人创作中的成就。80年代“女性诗歌”中的部分代表人物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陆忆敏、海男的身影，完全淹没在同样于1988年出版，由男性主持的、记录80年代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实绩的诗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之中。有理由相信，《女子诗报》的早期作者受益于那一时期兴盛的女性诗歌热。她们对“女性诗歌”的理解以及对“女子诗报”的性别立场的确立可能与此相关。一方面她们强调要从“男诗人的腋下”剥离出“女性诗歌”，另一方面，她们又倡导“极端淡化性别意识”的写作。不过，这两个方面显然存在矛盾。
进入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和文化进入一个转型时期。有那么几年，整个中国的文艺和知识群体可能是相当动荡的。那时候流行下海经商、改行，一些诗人中断了写作，另一些继续写作。在那种情形下，像《女子诗报》难以为继，甚至一度中止，也不足为怪。诗歌评论界也开始对1980年代末的“女性诗歌热”进行批评。比如1995年第三期的《诗探索》上的文章，以及1995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当代女性诗歌：态势与展望”研讨会，都有相当多的对女性诗歌的批评性言论。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98年5月，女性诗歌刊物《翼》在北京创刊。长久以来，诗歌民间出版物就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出版和流通的一大特色。《翼》就是这样一本不定期出版的民间刊物，到目前为止印行了八期，另有女性诗歌丛刊一种（三本诗集）。从《翼》的编刊原则看，她们在作品选择上基本上持有一种女性主义的批评立场，在写作上也倡导广义的女性书写观念。不过，不同于一些带有流派性质的诗歌和文学团体，对于写作本身，女诗人们并没有提出她们明确的写作主题、风格方面的宣言或主张。这一点，在我的印象里，《女子诗报》和《翼》都如此。
这里提及的三种女性诗歌群体和出版物是近二十多年间汉语诗歌的重要实绩，作为一个群体——无论是以结社还是以刊物为核心团结女诗人的方式，需要加以省思的，确如“女鲸”同仁自觉意识到的那样，是考虑作为性别群体的女诗人通过写作究竟能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做一些什么的问题。仅仅提供发表平台，聚集人气，作为文学目标是不够充分的。女性诗歌写作需要的是主体意识强烈的“击浪”，而非奢侈、悠闲的“畅游”。



二

1990年代末，有两件重要的事影响了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一个是1999年的诗歌论争，另一个是诗歌上网。1999年的诗歌论争，或称“知识分子写作 / 民间写作论争”对女性诗歌写作的影响似乎不大。随着新型书写工具之一——电脑的普及，和全球范围交流媒介——互联网的盛行，中国新诗似乎很快地找到了它发生和传播的新场所。1999年的中国诗歌论争，本来是在纸煤上发生的，但很快地，过了一两年这场论争就延续到了中国的互联网上。据我的观察，各类诗歌网站的诞生，各种诗歌论坛的兴起，起初本不那么自觉地意识到要与当代诗歌的进展发生多大的关联性。内地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诗歌网站“诗生活网”于2000年2月开通，那时候主要是给一些诗人制作网上专栏，让诗人自己管理，更新，顶多设个留言板，读者和朋友可以去那里留言或评论。另外，就是编“网刊”。一年后，“诗生活论坛”开张，论坛即所谓BBS，任何人注册个网名就可以直接上去发表话题或跟贴讨论。论坛这个形式迅速产生了巨大的交流能量，后来不得不几次更新，改版，分类，迄今已经发展出包括“诗生活网”所设论坛和友情论坛十多个。诗歌论争也很快在网络上延续，当时在“诗生活网”的“新诗论坛”，“诗江湖”网的“诗江湖论坛”以及后来的“他们文学网”的“论坛”上，曾经发生过一系列的网上诗歌论争。
网络使得中国诗歌场域变得丰富且复杂。体制内的主流文学、民间诗歌刊物和网上的诗歌群体（带有同仁刊物色彩的网站）共同构成了相互交叉和渗透的生态场。女性诗歌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2002年5月，“翼·女性诗歌论坛”作为友情论坛在“诗生活网”开通，同时，诗生活网还为纸刊的《翼》做了网上刊物。复刊后的“女子诗报”也于2002年6月在互联网的“千秋文学”网站开设“女子诗报”论坛。互联网技术更新快，信息空间利用的新方式的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上诗歌写作的交流。或许，我可以把进入互联网空间的女性诗歌视为女性诗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阶段。
有了自己的刊物、网络平台，有了新诗写作相对稳定自由的环境，女性诗歌的状况如何呢？检视一下，写作者群体不可谓不壮大，优秀女诗人也不可谓不多，可以称得上是女性诗歌的文本也能列举出一连串来。然而，简单的归纳总结又能说明多少问题？以简单的社会学式的归纳说明女性诗歌写作的或繁荣或衰落或稳定几乎是没有意义的。批评的基本工作应该是既要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汉语诗歌写作中涌现了优秀的女诗人，她们的写作基于自觉的性别意识和关心现实的开阔视野，同时还要探讨她们的写作与诗歌传统、社会生活的关联。从表面看，有女诗人为女性（当然不仅为女性）写，或有女性受到女性诗歌的激励进而从事写作，这样的基本自由和目标都是真实的。总体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女性诗歌呈现出一些与1980年代中后期及新世纪前后几年间不同的特点。如上文所言，1980年代中后期有过女性诗歌写作热潮，而19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头几个年头里，在《翼》、《女子诗报年鉴》和互联网BBS所搭建的写作平台上，女诗人群体一度生机勃勃。在这个前提下，女性诗歌总的面貌是诗人群体意识相对削弱，女性意识正为视野更其开阔的现实与历史意识所取代。因此，虽然《女子诗报》的年鉴坚持出版，《翼》也陆续刊行，而这种更加像是一种“挺住”的姿态，显然是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女性诗歌发展传统的延续。如此归纳并非一个结论，变动不居的现状要求我必须以动态的眼光考察女性诗歌这一文学现象。此外，考察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当一部分女诗人如翟永明、王小妮、蓝蓝、小安、郑小琼、杜涯、周瓒、鲁西西、马莉、吕约等出版了个人诗集，但比较上世纪90年代有两套女性诗歌丛书出版的情况，近年女诗人们不被作为群体亮相的方式获得展示的现实，大概也能够说明女性诗歌群体意识的削弱。
在动态视点观照之下，我观察近年来的女性诗歌一方面是与变动着的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相联系，另一方面它也是有着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存在意识的。前一点容易理解，而第二点的意思则与对“女性诗歌”这个概念的反思有关。作为批评概念的女性诗歌自身的历史化需要一直内在于当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换言之，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女性诗歌样板。与其说有一种叫做女性诗歌的东西值得女诗人们去追求，不如说“女性诗歌”首先是写作中的女诗人们需要自觉悬搁的。女诗人不以女性诗歌或任何诗歌（类似的流行概念如口语诗歌、知识分子诗歌、草根诗歌、打工诗歌等等）为写作的终极旨归，她只有把性别因素转化成对世界丰富的想象之后，才真正可能写出具有女性意识的诗歌来。从这个意义上，我对《翼》的编者在创刊号中引用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策略化本质”的立场持反思与批评的态度，因为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能真正鼓舞写作者以孤独的勇气面对性别歧视依旧存在的社会现实。同时，我也对《女子诗报》编者对性别立场不加辨析的编年式选稿方式也表示怀疑，因为内含矛盾的选稿标准令《年鉴》更类似资料汇编。
虽然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网上讨论、交流的便利，女诗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女诗人出版诗集、获得关注的状况其实并无多大改善。人们仍然只能在每年三月份的期刊上看到女诗人专辑，其他处境下，女诗人还只是花瓶与点缀。然而，对这种孤立女性诗歌的状况的批评并不能仅停留在向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与出版发行体制寻求女性的空间这样一种讨公道的方式上，在我看来，女诗人可能需要更自觉也更有准备地单独面对世界，把自己主体化为写作者，思考一切连接自我与世界的问题，不断挑战随时可能固定化的自我。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近年的女性诗歌写作，此即个人写作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进而形成的新的女性诗歌群体力量。在这一意义上，依然保持旺盛的写作活力的翟永明、蓝蓝、王小妮之外，近年更有吕约、郑小琼、阿芒、宇向、曹疏影等年轻的诗人，以孤身直面现实世界的觉悟而写作，因而写出了真实的个体经验和女性意识自觉的诗歌。
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共性明显的女性诗歌，近年来的女性诗歌所展现的女性意识更加丰富多元。翟永明近年大量的诗歌与随笔自觉挖掘女性写作的历史，试图建立起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女性写作传统；郑小琼从打工者自身经验的独特性出发，思考当前中国劳工阶层面临的问题，体察中国社会一个方面的现实；身为记者的吕约对新闻的敏感自不待言，近年更是从大量的新闻事件中提炼出她对现实的理解和剖析，写下一批具有丰富的现实（场）感的诗歌作品；来自台湾的诗人阿芒则利用互联网的便利不但与内地诗人建立了写作上的联系，同时也在诗歌写作中积极探索互联网、在线写作对诗歌语言、语感的影响。可以说，她们以自己的写作在历史、社会、媒体、语言等不同向度为“女性诗歌的女性意识”在新时代提供了新的内涵。


三

对女性诗歌作整体思考的动力来自于我对近十年来女诗人写作比较持久的观察。一些讨论 199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的评论文章，在理解女性诗歌变化的同时，把女性诗歌不假思索地视为女诗人的集合整体，讨论她们如何调整写作的话语策略云云，或罗列不同年代出生的女诗人名单，逐一谈论她们的写作风格取向等等。或许，这部分地得自1980年代女性诗歌热潮的影响，毋庸置疑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尽管有《女子诗报》、《翼》等女诗人群体的存在，但作为集结空间的诗歌民刊却缺少对于女诗人整体写作面貌的更有说服力的批评理论阐释。这或许不应该简单地归咎于批评家的失职，更复杂的原因恐怕应该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变动的现实里找寻。
当倍感孤立并试图打破这种被孤立的情境的女诗人独自面对世界的时候，她或许就会面临如诗人吕约的《致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5]中的那位“女人”的处境：

在巴黎的街道上，年轻英俊的警察捉住一个试图破坏外交仪式的异族女人，一个人托住腋下，一个人抓住两条腿，面带微笑，将她抬往喷着香水的警车，抬上全世界的电视屏幕。沙发上坐着50亿法官，他们要求镜头推得再近一些……我们不认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西藏的，也是塔吉克斯坦的，卢旺达的，塔利班的，是犹太的，我们认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女人的。

这是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的一幕，我可以将这个“女人”视为当代中国女诗人处境的一个象征：反抗与被“审判”的瞬间的尴尬，被展览，被凝视，被剥夺内在的丰富性……。在种族、国家、阶级与性别诸因素的错综纠结中，诗人需要辨析出国家机器和媒体合谋的暴力，个人反抗的悲壮与失败的无奈。吕约没有把这则新闻书写成一首政治诗，以期获得与这个破坏仪式的女人一样的效果。诗人用词语工作，她所写下的是探索人的精神生命的诗歌，因而，诗是更综合、更丰富的精神展现。在这首诗中，诗人近乎固执地通过想象，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女性，诗人所完成的，是探悉那被新闻媒体简化、扭曲的女性内在的不屈的抗争精神，并以此作为我们读者深入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的起点。

女人，这里有核武器和大麻可以战胜恐惧
有足球和星座和任天堂可以战胜孤独，女人
这里每秒钟有一次成功的机会
所有的失败者离承认失败还有一百光年
这里没有恐惧，有疯狂的幽默
没有谎言，有写进宪法的废话
没有上帝有十万名先知
没有巫婆，有被割掉的舌头
这里没有废墟，有在废墟上长大的儿女
没有细菌但有传染病
没有精神病院但有围墙
没有法官，只有罪犯，没有赌场，只有破产的赌徒
这里没有孩子，有疲惫的父母
这里没有女人，有精血被吸干的男人

固执的女人，你尖叫
是因为比我们更勇敢，还是更容易受惊？

从这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所展开的联系，是诗人向我们打开了一个动荡而严酷的现实世界。同时，拥有着强烈女性意识的诗人依然把关怀的询问送达这个反抗的女人，赞赏、同情并深深地理解着她。
从翟永明的《女人》（1985）到吕约的《破坏仪式的女人》（2009），这之间二十五年，中国的现实发生何其大何其多样的变化，然而，在中国，性别不公、对女性的歧视依然存在，并有性别观念倒退的趋势。也因此，针对流行在互联网上部分讨论女性诗歌的帖子，我新近写下过这几段话[6]：

1，女性诗歌不是关于某个人的性别观念的诗歌，一个眼睛里只有自己的人（没有他人，没有现实，没有大关怀）总是把女性诗歌所关注的性别问题窄化成他/她的自恋式的炫耀。
2，新一轮的以歧视压迫女性为特征的性别问题在当下中国非常现实非常急迫，优秀的诗人写作者都能感受到并以自己的写作严肃对待，变化中的也是逐步恶化的性别现状是那些饱食无忧头脑僵化的个人无法真正理解的。
3，女性诗歌是个批评观念，不是写作指导。如果出现了能称之为女性诗歌的文本，需要的是以解释和辨析为基准的批评，而不是把女性诗歌当成写作目标，那样的话，是歪曲了提出女性诗歌和实践着女性写作的作者的诗歌实绩。
4，已经享受着女性解放带来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有机会有条件写作的女性作者们尤其要反思自己说话的立场和位置，去历史化的讨论只能使讨论者沦为新的女性压迫的帮凶。
5，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支撑的讨论，只是些支离破碎不着边际的感受，歪曲了本来已经有相当积累探讨已经相当深入的问题，今后若有此类帖子，我将履行版主的义务一律删除。

在此如实照录这几段文字，目的是为了对其进行补充说明并加以反思。性别观念可以从一个人的写作的作品和交谈讨论中显示出来，当我们谈论当代中国女性诗歌时，有必要进行一些准备，充分理解带有历史性，有其传统和其艺术理想的女性诗歌。同时，关注性别问题也与关注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相关，或者说，必需在思考和写作中自觉地建立性别问题与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的关系，这样才可能避免狭隘与僵化地对待性别研究中复杂具体的问题。然而，自身本带有历史性的“我”也很难 “去历史化”地理解自己的视角和态度。当身为写作者兼批评者的“我”面对内心深深的孤立感时，便也不由自主地显示了自己的匮乏、矛盾与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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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在女鲸跃身击浪时》，江文瑜编，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8年11月出版。
[2]《诗在女鲸跃身击浪时》，第4页。
[3] 参见《女子诗报年鉴2005》，第203页，晓音主编，华夏民族杂志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4] 《女子诗报年鉴2002》，第297页。
[5] 吕约《破坏仪式的女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P32-33。
[6] 见http://bbs.poemlife.com:1863/forum/add.jsp?forumID=60&msgID= 2147476326&page=1 这个帖子针对的是此前诗人明迪在“诗生活网”的“翼”女性诗歌论坛和文学自由坛上发表的组诗《性别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参见： http://bbs.poemlife.com:1863/forum/add.jsp?forumID=60& msgID=2147476468&page=2 以及：http://bbs.poemlife.com: 1863/forum/add.jsp?forumID=44&msgID=2147447395&page=2

原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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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 - 纵然语言为人所共有，但多数人立身处世仿佛各有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