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诗意地栖居在香港，有着通向现实的途径

[新岳]

著名诗人北岛日前在《东方早报》发表题为《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文章。文章说，人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这不仅是一种假设，而确实有着通向现实的途径。以下为文章全文：

著名的老报人萨空了先生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这样写道：“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于香港。”
　　我在香港定居两年半了，一直在寻找香港的文化定位，因为那是寻找我自身定位的重要的参照系。最近我读了陈冠中先生写的文章《九十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收在牛津版《下一个十年：香港的光荣年代？》一书中）。这篇文章让我很震动：一是陈冠中先生把长达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社会文化的源流讲得如此清晰透彻，再就是这香港社会文化的演变如此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羞愧。
　　香港的文学与文化曾几度繁荣，花开花落，而萨空了先生的夙愿至今并未实现。不仅如此，今日香港离此目标越来越远，让我们不得不面对更加残酷的社会现实：在香港，金钱就是上帝，血压随股票升降，月亮为楼市圆缺；在香港，全世界最富有的资本家，为了卖掉自己的灵魂，甚至精心操控超市平日与周末的价格差；在香港，两极分化深如沟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基尼指数排第一，但不必担心穷人造反；在香港，在平等的光滑表面下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流民、失业者和外籍佣人……
　　由于教书的缘故，我和年轻人接触较多。让我最担忧的还是香港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出生那天起，就被送上一条生产流水线——他们的一生早已被注定。这条流水线看起来安全可靠，但代价是，他们的创造性与想象力被资本被父辈被媒体被网络劫持了——他们没有好奇心，没有视野，没有读书欲，没有独立性，没有自我表达能力，是的，他们一无所有。我相信，香港年轻人的自杀率与此有关，年轻人普遍的心理问题与此有关。
　　让我深感忧虑的是，年轻一代是香港的现在与未来，没有他们的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加入，一个再富裕的香港也是没什么希望的。为了他们，必须改变香港这恶劣的文化生态环境，这是每个住在香港的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我们能做的是，如何激发他们打开心灵的空间，诗意的空间，创造与想象的空间。
　　什么是诗意？“诗意地栖居”，如今几乎已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用语，甚至和“豪华典雅，高尚至尊，欧式风格”之类的陈词滥调混同。我想在这里有必要重温经典，看看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到底是怎么说的。
　　在《人诗意地栖居》一文中，海德格尔是从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开始的：“‘……人诗意地栖居……’。说诗人偶尔诗意地栖居，好像还勉强过得去。但这里说的是‘人’，即每个人都在诗意地栖居，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切栖居不是与诗意格格不入吗？我们的栖居为住房短缺所困扰。即便不是这样，我们今日的栖居也因劳作而备受折磨，因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因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惘……”
　　他接着写道：“这一诗句说的是人之栖居。它并非描绘今天的栖居状况。它首先并没有断言，栖居意味着占用住宅。它也没有说，诗意完全表现在诗人想象力的非现实游戏中……进一步讲，也许两者相互包容，也就是说，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如果我们真的如此推断，那么，我们就必得从本质上去思考栖居和作诗。如果我们并不回避这一点，就要从栖居方面来思考人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人之生存……”
　　最后的结论是：“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诗意，我们才能体验到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何以非诗意地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着对诗意的关注，我们方可期待，非诗意栖居的转折是否以及何时在我们这里出现。只有当我们严肃对待诗意时，我们才能向自己证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对这一转折作出贡献……”
　　总而言之，所谓栖居是指人的生存状态，所谓诗意是指通过诗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而诗意地栖居就是寻找人的精神家园。从海德格尔这一论断出发，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值得庆幸的是，与中国大陆相比，和大中华地区的许多城市相比，香港有着众多的优势：一、行政主权的相对独立；二、基本完善的法制社会；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再有，香港具备成为国际文化都市所需的基本条件。哪些是基本条件呢？一、主流的国际语言——目前是英文，下一步有可能是与之并行的中文；二、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化的混杂与共存；三、历史悠久，传统资源充沛；四、经济与金融的国际地位；五、高等教育的中心。
　　当我们说到无所不在的经济全球化，其实还有另一种与之抗衡的全球化，那是保护地方差异的全球化，弱势语言、民族与文化共生的全球化，抗拒商业化娱乐化的严肃文学与文化的全球化。按陈冠中先生的说法，可称为“杂种世界主义”。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杂种世界主义的文化跨越了国族疆界，既是传统也是现代，既是东方也是西方，既是本国也是外国和跨国的，既是本地的也是跨越的，既是国内多数民族的，也是国内少数民族的，不光是多文化并列，而且互相混杂。”
　　人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这不仅是一种假设，而确实有着通向现实的途径。
　　去年11月下旬，由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举办了“另一种声音：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七位著名的国际诗人和十几位来自港台和大陆的诗人参加了这一盛会，听众总数达两千人次；开幕式通过网络现场直播，全部朗诵配有同步的中英文字幕，并穿插音乐、画面与文字互动的拼贴剪辑；“粤语诗歌之夜”专场，强调国际化背景下方言的重要性；两场专题研讨会“另一种声音”和“诗歌与翻译”，加强诗人之间的交流；与参与主办的拔萃男书院的学生座谈，使诗歌教育进入中学；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语种的诗歌专集《另一种声音》。这无疑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诗歌活动，我们决定把这一国际诗歌节固定下来，每两年一届，下一届是在2011年秋天。
　　当然，为了“诗意地栖居”，靠国际诗歌节这类的大型活动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让诗歌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日常形态。下一步的计划是，在利希慎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将从今年秋天起，每年请两位国际诗人到香港访问，逗留两周。为此，我们要做好事先准备，首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为每位来访诗人出版双语对照诗集，并组织专门的工作坊进行导读和讨论。诗人在港期间，将举办多种形式的诗歌活动，包括诗歌朗诵会、专题研讨会以及与大中学生见面的座谈会。首位来访的国际诗人是谷川俊太郎，当代最负盛名的日本诗人，他将在今年9月下旬来香港。我相信，这一系列多样化的诗歌活动，将会与大型的国际诗歌节形成互补关系，以独特的织体改变我们平板而单调的生活质感。
　　人们大概会把我归入所谓“南来作家”的行列，尽管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道为什么叫“南来作家”。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不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香港成为他们的过路码头、临时避难所或最后的归宿，为他们提供了生存与写作的空间，他们也通过写作和文学活动回报了香港。在海外漂泊了二十年，命运冥冥中把我带到香港，在此安家落户，这是宿命。正如我在开篇所说的，在寻找自身定位的同时，我也在寻找香港的文化定位。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与文学活动，回报这收留又一个流浪者的名叫香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