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炼军 张枣：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惊叹号

[朱松壑]

张枣，湖南长沙人。著名诗人，学者和诗歌翻译家。文学激情燃烧的20世纪80年代初，少年张枣顶着诗歌的风暴入川，二十诗章惊海内，以《镜中》、《何人斯》等作品一举成名，成为著名的“巴蜀五君子”之一。诗人柏桦说，他20出头写出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就足以让他的同行胆寒。他精确而感性的诗艺，融合和发明中西诗意的妙手，一直风靡无数诗歌爱好者，据说台湾音乐人周杰伦喜欢他的诗。粗看《镜中》一诗，与周杰伦的一些仿古歌词的确有些表面上的相似：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侯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长时间里，这首诗都作为张枣的代称在流传。在各种西方思潮纵横的八九十年代，它让人想起一种中国式的温暖和汉语之甜？今年3月8日夜晚，张枣在德国病逝。一时间，媒体和网络上“梅花”一词的容量突然暴涨，因为许多人因他的病逝想到了这首诗。新诗史上有几首短诗，比如《再别康桥》、《断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镜中》等流传都很广。《镜中》的广泛流传，出乎张枣的意料，他逝世之时，又成为他的代称，更是他所想不到的。因为他那些更为深奥复杂的诗歌，更需要知音。如爱伦坡在《影子寓言》中说的那样：“读书的你还活在人世中，可是，写书的我，却早已走入了幽暗的国度。因为，异像的确会发生，而秘密终将为人所知，在这些纪念品被人们发现以前，数世纪的光阴将会逝去。当人们看见后，有人会不相信，有人会感到怀疑，只有少数几个人，会对这些钢笔尖划出来的人物，反复地思量。”张枣是个追求知音写作的诗人，他曾在一篇给朋友写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写一首高山诗，写一首流水诗。”这注定了他热闹和欢乐背后孤独的部分。
按张枣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连失眠都是枯燥的时代，因为没有令人心跳的愿景（张枣《枯坐》）。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张枣得了绝症，丢弃自己那爬满癌细胞的“孔雀肺”，骑手般驾着心爱的鹤（张枣喜欢的诗歌意象）西去了。他的诗歌在读者心中最不疼痛的南山上，落满“梅花”。这种与商业、利润、政治无关的诗名，今天已日渐稀少了。
遥想张枣当年，《镜中》刚刚被22岁的他写出，诗人柏桦对尚不自信的青年张枣说，此诗将让你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果不其然，张枣更多的杰作都没有流传如此之广。正如记住了落满南山的梅花，许多人也不断地记起风流倜傥的翩翩美少年张枣：

空想的花花公子在诗行中留下
玄妙的水龙头喷出的大事记
——史蒂文斯《叔叔的单片眼镜》（张枣译）

这描绘的，就是少年成名的诗人张枣吧。80年代的绝代风华，已成为一代人精神源泉，今天，这一代人还在模仿从前的自身，追忆逝水年华。
张枣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在同代诗人中较早地在古典诗歌传统中寻求新的诗意发明，这当然与他深厚的家学有关。张家祖上在晚清湘军中赫赫有名，到民国期间也是长沙望族，张通典、张默君等文化和政治名流都是他的先辈。直到解放后，他家里还有比较浓厚的文化氛围，因此张枣自幼有很好的旧学基础和诗歌教养，身上还多少有些被西化过的士大夫气。
他曾给我回忆他幼年情况，我问他最早的诗歌教养来自哪里，什么时候开始体会到诗的愉悦？
他回答说：“我觉得还是来自家庭。我也一直回想这个问题，每个诗人的诗肯定有一个来源。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诗人的诗都来自他自身。当然，从教养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来自于很多童年时的影响。
“你这么一问，我倒想起好几件童年的事情。比如说想起我外婆，她是旧社会过来的少数读过书的老人家，她特别喜欢一个诗人，就是白居易。她有一本白居易的诗选，而且是五十年代中国那批很优秀的老学者做的竖排选本。我还记得，当时她把它锁在装粮票和钱的柜子里，有空就拿出来读。她读这本书读了很多年，最后都被翻烂了。另外她还喜欢一个诗人，就是杜甫。那个时候我们家阶级情况不好，父母外放，外公、爷爷都是右派，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跟外婆在一起。她的情况也不好，被安排在一个汽修厂值夜班。她带我时我大概十岁，因为冬天比较冷，所以她常说，这个枣娃子晚上就像个热水袋暖着我。但我夜里不好好睡觉，老爱踢被子。有一天早晨起来，她就对我说，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这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句子。我当时还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她告诉了我。我一下子就觉得“娇儿”这个词用得太好了，一下子就呈现了我和外婆之间的关系。我当时就疑惑，为什么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变成诗歌？这句诗恰当地描述了我们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让我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样，体会到了诗的愉悦。这种愉悦是触及灵魂的切身体会，当然就激发了我对诗歌的追寻。
“另外，我们家所有人都很爱诗，有时候相互开玩笑时都会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首你喜欢的李白的诗啊。这就是所谓的教养吧，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要当一个诗人，但就觉得诗歌很厉害，它让我开悟，而不只是知识性的发蒙，因为有诗歌，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被照亮了。我们的日常性动作因为诗歌的阐释，就变得不一样了。此外，我爸爸是个诗人，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一会左，一会右。在我懂事的时候他还在写诗。他是学俄语的，他常常用俄语给我朗诵诗歌。从我爸爸那里，我了解到普希金，这使我很早就有一个观念：普希金和杜甫是一样的，人类的诗意是一样的，对诗意的寻找，才是人类最高兴的事。”
在这样的氛围中，张枣对诗歌的理解和体悟有很好的童子功。张枣以长沙话背诵古诗，在友人中堪称一绝。他背诵时，摇头晃脑，似乎回到小时侯那背望天书的状态。他喜欢李煜、周邦彦身上的那种精致享乐和颓废的气息，也常常向往《世说新语》中孙登式的寂寞之啸。同时，也喜欢罗丹、里尔克写出的物的纯粹芬芳，喜欢庞德和斯蒂文斯描写尘世的直接和玄妙。对叶芝“舞者和舞蹈岂能分开？”式的问句赞口不绝……
“逞强好斗的沙漏流入往昔，不是一去不返”（张枣译，勒内夏尔《泪水沉沉》）。1985年，张枣提前离开了当代中国的八十年代，离开了风起云涌的诗歌江湖，赴德留学。起因之一，是因为他当时在四川外语学院喜欢上一位德国姑娘。因为当时涉外婚恋尚没有制度许可，他还为此给邓小平办公室写信。虽然后来事情有变化，但此事至今被传为美谈。当然，有更深的原因。作为诗人的张枣觉得，出国不但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还可以让自己的诗歌能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因为从写作就是发明一种自己的语言面孔，张枣也梦想着发明一种新的帝国汉语。但对于年轻的张枣，对于在国内少年成名的诗人，出国最大的困难就是失去朋友，这是最惨烈的部分。在国内，写作上每时每刻的进步，都与朋友和知音的激发、及时回馈非常有关系。那时的四川，是诗人的天堂，他们刚写完一首诗，甚至就可以坐火车连夜到另外一个地方确认这首诗的好坏。出国就意味着失去这种东西。那时都传说国外非常孤独，而孤独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就是失去掌声，这对张枣来说，非常可怕。所以，临走时他写了一首《刺客之歌》，表达了一种少年远游的悲壮：

从神秘的午睡时分惊起
我看见的河岸一片素白
英俊的太子和其他谋士
脸朝向我，正屏息敛气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河流映出被叮咛的舟楫
发凉的底下伏着更凉的石头
那太子走近前来
酒杯中荡漾着他的威仪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血肉之躯要使今昔对比
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后果
那太子是我少年的朋友
他躬身问我是否同意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
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
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
我遽将热酒一口饮尽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的确，在德国多年，张枣学会最多的，就是孤独吧。“让我的足音无语地消失于青野之乡”（张枣译乔治•特拉科尔《地狱》）。在秩序精微的德国，汉语诗人尤其孤独。于是，酗酒的张枣，多情的张枣、失眠的张枣、学习格物的张枣，修习禅宗的张枣、做了两个儿子的父亲的张枣、研究广播体操的张枣、研究台湾政治的张枣、军事迷张枣、见人乐呵呵的张枣、跟人比失眠的张枣……先后诞生了。这些生的艰难和快感，以及其中萃取出来的一切，最终都成了诗歌中寂寞的甜。他在德国近二十年间，同样得被许多事情填满：在特里尔大学取得文哲博士学位，任教于图宾根大学，并长期担任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诗歌编辑，曾被马英九邀请，与莫言、龙应台等同为台北市驻市作家，私自跟蒋经国的厨师学习厨艺。这些可公共化的信息，构成了一个张枣的背影，而都不是最能贴近他自身的履历。那些没有宣布的秘密呢？应该在他的诗歌中凝结了。
这期间，他也先后写出《卡夫卡致菲丽丝》、《边缘》、《云》等作品，顺手写出若干外语论著和散文作品，作为立于文字的生命见证。按他自己的话说，在汉语只能存在笔下和心中的德国，他只能以诗歌吐露自己还活着的汉语。偎依着诗歌的汉语之光，他在德国深刻的晚风中布置着灵魂的居所，双手因编织而温暖，诗歌因穿越而浩大。有一次，某欧洲电影节主委会突然给张枣发来邀请函，请他做嘉宾。他搞不清被邀的理由，蹊跷糊涂就去了。开幕时，台上一个条幅突然展开：

给那一切不可见的，注射一支共鸣剂，
以便地球上的窗户一齐敞开。

这是张枣《祖母》一诗第二节里的句子。那一切不可见的，兜着自由的幻象，唱着妖歌，来诱惑着寂寞的独体灵魂出窍。
2005 年，张枣回国。20世纪80年代，诗人流亡海外；21世纪，诗人流亡回国。哪里是他的虚构之境呢？张枣译的史蒂文斯作品中写道：“那虚构之境便是那终极的善”。此前，北岛多次劝他别回国，否则会毁了他的诗歌创作。但张枣相信，诗歌能因地制宜，诗歌是“空白练习曲”。如果一定要说国内处于诗意的“空白”时代，那么，关于尘世的伟大诗篇也有待诞生。回国后，他先后在河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任教。这期间，除了成为一位优秀的文学老师，他主编过一本《德汉双语词典》，与友人同译史蒂文斯的诗文集《最高虚构笔记》，并根据讲义，撰写《<野草>考义》（未出版），还有少许没修改完毕的诗稿。
他的归来，给我们的“空白”送来了一阵暖意。在2007年，我有幸以学生的身份在中央民族大学结识张枣。张枣回国时，许多著名的大学都很欢迎他，他想象民族大学有许多民族的师生，应该比较好玩，就落户民大。当时，我在翻译一本小书，常在课间向他请教。与年轻俊朗的青年张枣不同，我认识的，是一个胖乎乎地顶着肚子的，头发稀疏的张枣。他很爱笑，眉毛一斜，笑容的阀门就打开了，哗哗流出。他穿着鲜艳，喷香水，背大双肩包，穿宽筒牛仔裤，是一个鲜艳的中年人。他的路似乎是橡皮做的，走起路来欢呼雀跃，老远就能认出。二十年的国内经验空档，让他对北京很新奇，他常坐公交地铁玩，看人，看事，看热闹，看门道。他经常给我描绘他看到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故事，甚至给我讲述他在楼道里如何觉察到一个清洁工偷情的故事。他总是在周围发现生活奇妙的细节，可仍如“石头心中的月夜”（张枣诗句）般孤独。因此，他总是那么肆意地展示自己的风趣和快乐，精微地观看着事物中最少的甜。这个上了年纪的玄想型花花公子，全然不顾惜时间和生活的磨洗之痛。在他身上，常有一个少年人与一个中年人打架、和好，然后继续打架……
他曾说，自己的诗歌有一种温柔的霸道。在生活中，他也常谵狂地制造出许多让人兴奋的画面，振奋着周围的生活之网，这是另一种温柔的霸道：敢全身心地对现实的无聊和枯燥说不，即使有时他会“一边干着手艺活一边哭泣”（张枣《而立之年》）。因此，学校的老师学生都说，张枣，真少年也。张枣也说，感觉自己还比较年轻。许多人看来，他在同辈人中年龄最小，一路聪明地玩过来，似乎真有点刹不住。但我了解，他也有偷偷地勤奋，不给人看的时候。处理自己是多么难呀。
有一次，他课间拿来一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顺带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的登山队员，妻子刚生下儿子后，就去登一座著名的雪山。不幸在山顶遭遇雪崩，被深埋雪中，再也没回来。儿子长大后，也成为一名著名的登山队员。四十岁的时候，他也登上了当年父亲丧生的雪山顶。突然，也发生了雪崩，他幸运地避过了灾难。雪崩之后，他发现了一具被冰冻住的遗体，他认出这是年轻的父亲！看着自己年轻的父亲，他突然觉得，自己才是这个躺在雪地里的年轻人的父亲。这位年轻人在当时是多么无助！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张枣指着自己二十多岁时的照片，说，我现在看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就像那位老去的儿子看着自己年轻的父亲，对他爱莫能助，却悲欣交集。张枣去世以后，我常想起这故事。也连带想起他上课的许多场景。课堂上，讲到激动之处，他就激动得时而拍打讲桌，时而作飞翔状，高呼“写得太好了！”有时他会在讲台上看着大家，一个人在讲台上独自开心，直到嗤嗤笑出来。有时候冒出一句：“我觉得我像你们的父亲。”
在一次课上，刚讲完冯至十四行诗和里尔克的《豹》，张枣就拿出绿原翻译的里尔克的诗《瞪羚》，分别用德文、英文版给我们串讲了一遍。讲到最后几句时，他突然说，如果我们只领会里尔克的《豹》，那么我们可能还会去杀人犯罪，但如果我们读懂了《瞪羚》，就永远不会。希特勒要读过这首诗，他就不会发动战争了。一种更高的美，可以改善对世界的激情。他看大家似懂非懂，就顿了一下，笑着对女同学们说，说你们中间将来肯定有人是阔太太，如果做一位懂里尔克的阔太太，会很美。
我认识的中年张枣，是一位爱美、爱吃、爱玩、爱闹的，枯坐于世的仁者。他如寒夜骑手，对着晴空哭泣，对着现实发呆，在宇宙的窗户中细瘦而谵狂地挥洒奇异的词语剑术，召回他梦想中的甜，却害怕它们落于言荃，变成空址。他在这个时代抱有的精致的“享乐”和“浪费”的激情，如一个稀缺而精彩的隐喻，增加着我们对周遭事物的理解力。同时，也象征着美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博弈，如他病逝前的诗句所写的愿景：

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
惊叹号，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
——张枣《枯坐》



载《西湖》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