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利华 说说李亚伟和莽汉诗群

[古道澜沧]

在莽汉群体里，还没有彼此之间谁给谁写过什么东西。（我出版诗集时，请李亚伟给我写过序言，只是后来没用）当然，这绝不是大家不够哥们，实在点讲，是莽汉群体中的成员，有深入骨髓的懒惰，对文字丢三拉四是常有的事。李亚伟曾遍撒英雄帖，以求得几张纸片出一本莽汉专集，其结果是只搜得一堆破纸头，怎么拼接也弄不出个人样来，于是，只好作罢。当然，莽汉群体的懒惰，与他们深层面上反传统是分不开的。因为在生活方式上的反叛，必然在文字上反应出来，其中有很深的哲学理念。

作为莽汉群体中的一员，对李亚伟的认识，我比别人早一点，对他年青时那段生活的知道和理解要多一些，因为我们同时生活在一个小县城，在当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可以这样说，对于写作，我早于李亚伟，阅读上我也早一些。但这些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我比他大几岁，早经历些人间风雨。但是，对于写作，我没天赋，而李亚伟就不同了，他对文字的感觉特别好，对诗歌语言的驾驭极具天赋。以至到后来，形成莽汉群体后，他作为莽汉的领军人物，其写作方式一直影响着我和其他莽汉成员(仅指当时的情况)。

关于我和李亚伟的历史渊源，我就不胡扯蛋了。因为那是孩提时代的破玩意，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李亚伟本人及莽汉诗群，说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深层次的断裂

可以这样说，莽汉刚一出笼就带有严重的反叛性。我觉得，这不是一时的心火起而想出来的名词，它深刻的反应出这群人的生活习性，以及这群人从一开始就与现存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对立的姿态。记得我出差路过李亚伟读书的学校时，他呢正和一群狐朋狗友一道，与社会上的杂皮打架。对于快要毕业考试的他来说情况是非常不妙的，可他最后还是通过了毕业考试，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出来的。在当时，被关进公安派出所是被视为社会垃圾的，所以我才有这一说法。当时与他一起被关的，还有莽汉成员马松，可马松的遭遇就没得那么轻松，他被学校开除了。从这些生活中的小片段可以看出，这般家伙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身上始终存在一种暴力倾向，总想用自己的拳头打出一个世界来。所以，他们骨子里存在着的就是叛逆。

在生活中，诸如打架斗殴，喝酒闹事，天女散花般耍女朋友，假设有一天有人要去统计有多少个小李亚伟的话，可能会罗列出一大堆（嘿嘿，玩笑话）。对于这些来说只是浮在莽汉们生活外表的东西，是存在的一种形式。如果用此来定论莽汉们就是一群蛮夫，是沉入道德底线的盲流那就大错了。对于李亚伟来说，这些行为只是构成他的诗歌艺术的一种具体行为，是对生命的实践，这些浮在外表的东西，只代表着这就是我----李亚伟本人，与你们不搭壤。

在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刚刚从一种扭曲的社会形态走出来，大家心里都还笼罩着过去时代的阴影。而作为刚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李亚伟，却自觉的与那个时代对立。作为一位教师，我从来没看见他认真的上过一天课，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一直都没正视过。那架势，黑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鬼头。从这一点上讲，虽然他不能从历史的背景上去认知当时的社会，从而在哲学的理念上与时代对立，可他却在诗歌中找到了自己与传统对立的位置。以至于在他的生活方式上，就与我们格格不如。作为生活方式，我本人趋于一种保守，而他始终在社会给定他的位置上不安分。所以，在八十年代诗歌大流浪中，李亚伟和二毛他们走南闯北，而我就没有随他们去闯荡，只是默守着自己的那一片天空。这也是我鲜为人知的根本所在。

在那一段流浪的岁月中，形成了李亚伟自己的诗歌语言以及生活方式。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磨砺，李亚伟再也不是我以前所认识的那个人了。在诗歌上的成熟，以及对人生的理解，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个时段就是1983年至1986年。他用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把自己推上了一个下不来的高度。这些已被后来的时间所证实，无需我多言。

我列举这些事情予以陈述，只是为了说明我对李亚伟的看法。作为莽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及诗歌理念，就代表了莽汉诗歌的真义。在这些行为中，无不表现出李亚伟是自觉与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决裂，也是莽汉诗人们在那个时代里与传统生活理念及生活方式无奈的断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都无法从现实中找准自己的社会坐标，在一种茫然，但又很明白的状态下一头扎进了浩瀚的诗歌语言。于是，就出现了反传统美学理念的莽汉诗歌，并且对传统的生活方式采取了直接否定的态度，使得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生活态度很野蛮，是时代的高级流浪汉。其实我们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我们这样做，只想看看在撤散后的语言里，能有什么样的怪物冒出来，只想在语言无限流动的链条上，明白地找准自己。

应该说这是反思后的自觉决裂，是这一帮人蓄谋已久的抱负，决不是现象上看的那么简单。他说明我们对过去历史的反叛和决裂，以及对现存文化的直接否定与拼弃。我们没有老学究式的怀疑论，对几个术语进行煞有介事的论证辩解。那样做，你累不累哟。这样繁琐的婆婆妈妈，莽汉诗人们绝不会理睬。他们想做的事，是试图在新的文化秩序中，显摆一下莽汉诗群的姿态，以便在新的社会状态下找到自己应该有的位置。我敢说，在李亚伟的内心深处，有很浓郁的英雄情节。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非常理性，绝不会挂在嘴上唠叨。应该说，我们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是在文化的断代上，以新的方式与传统的自觉了断！

在这里，我所说的茫然，是指我们对当时时代的去向不是十分明白，但在诗歌上，要打垮那些与我们为敌的人，大家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李亚伟与万夏的通信中，已讲得十分明白。

二、李亚伟属于诗歌

现在，李亚伟名气在外，大有蒸蒸日上的派头。对他的评论也多得很，反正这些说法都是大路边打草鞋---有人说长，有人说短。由我来说的话，这好比两口子过日子，这婚姻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才晓得。所以，我在这里说得对与不对，也只有李亚伟本人才明白。我吗，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凭着自己曾有的记忆，胡乱的说他一通，不去在乎他蒸蒸日上的大名气。

不管别人怎么去评论李亚伟，在我心中，就一直只有一个李亚伟。他当教师时是那样，他当书商还是那样，他重新回来继续操练诗歌，在我心里仍然是那样。原因是他自己解不开的诗歌情节在作怪，与我无关。至于李少君等人给他的说法，有一些我同意，一些不同意。当然，我这里不去讲别人怎么说李亚伟，我只按我这死脑筋想问题的方式去说。关于他和默默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也不讲，因为我不知道，少说为妙。但是说莽汉的最后结果就是走向撒娇，这是我断然不能接受的（原因我不陈述，只是表明我的态度）。有人说，李亚伟重新出来在诗坛上混，与以前的李亚伟不一样了，于是就有了两个李亚伟的说法，或者叫“一个撒娇两个莽汉”。对此，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诗风的变化不会把人的本质变化了，只不过是诗人用另一种状态来表达自己（如果可以用表达两个字来说事的话，因为我的确找不到一个词来说明这一点）。语言风格的变化，只能说明诗人在心态上有所变化，而非秉性的变迁。所以，我是不会相信有两个李亚伟之说的。至于李亚伟近期诗歌在语言上的变化，我也体会到了，但是，在字里行间，我看到的还是那个不知死活的李亚伟。对于近期李亚伟的诗歌在语言上的变化，只说明一个道理：莽汉诗歌在语言上的多重性。有时候出的气长，有时候出的气短，这是需要强劳动力的差事呀，我们不会在一个音符上老折腾。所以，在语气上有点变化（注意：我强调的是变化，而不是变迁）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的写作不能是老套路。作为莽汉原有的宗旨，就是无始无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哲学上的标准，如果硬是要说个标准的话，那只有一个：好与不好之分。怎么个好法，怎么个不好法，只能在文本中体现出来。另外，如果真要说有两个李亚伟的话，那也只是他人格上的多重性在诗歌中的流露，不足为奇。

其实，我很为李亚伟鸣不平。一说起李亚伟，就必然让别人想到《中文系》这首诗，好像李亚伟写的好诗就只有《中文系》一样。事实上，李亚伟的诗中比《中文系》写得好的还很多。在我的记忆中如《硬汉们》、《岛、陆地、天空》、《我是中国》，还有他的《红色岁月》等，当时都是让我们振奋的诗篇。为什么那些诗没这首诗名气大呢？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中文系》这首诗的文学意味浓烈一些，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学现象，其它诗歌，在目前还未达到这种目的。对于这一点，李亚伟本人也很无奈。只不过在李亚伟重新踏进诗歌江湖后，这种现象在不断的得以澄清，使李亚伟的形象辨识度得以大大的提高。特别是他的诗集《豪猪的诗篇》出版后，更是声名鹊起，一发不可收拾的走上重量级诗人的名头。当然，要进一步走向一种文化现象还需时日，但我深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在我心目中，不管现实生活中的李亚伟怎么变化，他的生活场景怎么辉煌，不管他在商场中的胜负，也不管他在朋友心目中的地位，这些都改变不了我对他的看法：李亚伟只属于诗歌，离开诗歌他将什么都不是。这不是一句贬义的话，在这个诗人被看低的时代里，说自己是一个诗人，是很受人白眼的。诗人与落魄的穷人是同义词。所以，说李亚伟只属于诗歌，千万别说我是在骂人。当然，我们可以在任何场景下碰见李亚伟，他可以和你聊天喝酒，可以和你日飞白，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但是，这些场景中的李亚伟，只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个体，并不代表他的语言在你的酒杯中与你共享。所以，不写诗的敖天直能成为他的铁哥们，生活中很多不同地位的人，都能和他搭上腔。

我之所以说李亚伟只属于诗歌，可以从我前面说的那些话中读到。我在做生意上不在行，也说不出什么名堂，但是，我可以用最常见的笨办法来看问题，就是，你做生意赚钱了吗？生意是否兴隆？生意做了多大？等等，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来判断事物。应该说，在早期，李亚伟做书商是很成功的，我还曾经一度想搭乘他这条快船，在商海里放手一搏呢。好在李亚伟看出我不是那块料，我的想法就没得逞，在成都耍两天就回单位上班了。至于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我不太了解，但多少可以看出，做书商的日子也很难呀。但是，我更愿意说，是诗歌在召唤他，商场不属于他，他只能在诗的天空里存在，所以他才重新拾起他放手十年多的诗歌。至于做生意挣钱，那也只是为了写作而必须付出的劳动，是生存的手段，诗歌才是最终的目的。

三、历史背景上的莽汉诗群

对于莽汉群体是怎么回事，我这里不去赘述。打开网络查找，你会发现遍地都有说莽汉长短的，他们说得都很多、很全面，尤其是李亚伟的陈述说得很明白，所以，对莽汉的基本构成和发生情况，就不再唠叨了。我只从一般要义上说说这群人是怎么混迹于诗江湖的。

莽汉诗群发起是有主旨的，这种主旨可能被一些研究莽汉诗群的人曲解。最近，我看到一篇论文叫《叛逆者的狂歌——论“莽汉主义”诗歌》，发表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上，全文我未读到，原因是付费下载论文网站，只读到文章的要义和第一页。文章的大意是介绍了莽汉诗歌的特点，以及莽汉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昙花一现的原因，并对莽汉诗歌发生的历史背景作了一些分析。作者是苏义、傅宗洪。

文章从白话诗在中国的发生说起，一直谈到莽汉诗歌的出现以及当代诗歌现状，把莽汉诗歌放到历史的背景上予以评说，这是没错的。但是，把我们与西方的文化现象扯到一起说，我以为有失偏颇。因为我们那时根本就没细读过什么萨特，也没学过什么“存在主义”哲学。对于那一些什么洋主义，我们打心眼里就没在乎过。我们只是从中国这片土泥巴里冒出来的纯种中国人，享受的教育是纯中国式的，与外籍文化不搭壤。在莽汉诗群里，除胡冬会说点英语外（1989年前）其余的家伙搬弄不来那些洋文字。再加上那时的中国（1983年）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也刚刚起步，要在那个时候知道更多的国外信息，你不会外语那是很难办到的，读翻译作品除了数量有限外，其翻译的文字都带有译者的主观意味，都具有了中国意识的翻版。所以，把我们放在什么存在主义哲学理念上去说，似乎有些牵强。在当时，我们只是想穿透体制的封锁，越过朦胧诗派的政治野心，否定那种伤失人性的生活方式，并未考虑到萨特、尼采是什么东西。虽然我读了一些萨特和尼采的翻译版的著作，但你要叫我说说他们，我肯定两眼一黑，嘿嘿，不知道它是个什么炮。当然，我不否定，尼采的超人哲学影响过我，在七十年代末期就读过他老先生的《查拉图拉如是说》但是，我们并没有用这些洋玩意来说事，特别是李亚伟，更是不理睬这一套，他眼中只想把北岛这个家伙扯下水，嘿嘿，看不惯他高高在上的《墓志铭》。

还要纠正文章中的一点说法，就是莽汉诗群的出现，不是在大学里形成的，真实的历史是，莽汉主义诗歌写作是我们都从学校里毕业出来，在单位上上班后搞出来的，当时胡冬和万夏在成都，李亚伟和我在酉阳，并不是文中所说的李亚伟等人还在大学里读圣贤书。李亚伟、胡冬是在1983年大学毕业的，万夏后一年。回到酉阳当教书先生的李亚伟，对教书生涯厌倦，不务正业，喜欢到处游走，美其名曰：流浪。工作半年后放寒假，那时万夏在成都，李亚伟去成都与其喝酒作乐，期间胡冬也凑到了一块，于是就叫出了这样的口号：不写妈妈的诗，不写林妹妹的眼泪诗，咱们男子汉要写男子汉的诗。当时还没叫莽汉诗，只有一个概念：写男子汉的诗，时间定格是1984年春节前后。李亚伟从成都回到酉阳，我和二毛找到他喝酒，在酒桌子上我们谈起了李亚伟成都之行的事情来，并把他们在成都炮制的男子汉诗拿出来朗读。于是我们就参与一起，写起了男子汉的诗。过了一段时间，李亚伟与胡冬万夏在书信中把我们的看法交谈了一下，才正式命名为：莽汉主义。

在莽汉诗群中，有两个说法，一是莽汉主义诗人；二是莽汉。这两个名词是有区别的。莽汉主义诗人是指写莽汉诗的人，莽汉是指与莽汉诗人是朋友的，并赞同莽汉主义写作的人。而现在人们在谈论莽汉主义诗人时，却没有这种区分，原因是这种区分不被外人知道。比如大家叫的敖哥（敖天直）他从来就不写诗，但我们都叫他敖莽汉。这其中还有很多，比如李亚伟说，金斯伯格是美国的哥们，是洋莽汉，等等。我之所以把这些说出来，是为了正本清源，为大家了解莽汉诗群做一些介绍，在学术上没什么特别的意义。还要说明一下，莽汉主义的发起，不单指是李亚伟、胡冬、万夏。在当时，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二毛、胡玉、粱乐和我，我们都是耍得很好的朋友，说起写男子汉诗，大家都有快感，一拍即合，于是就出现了莽汉主义诗人群。

对于说莽汉主义诗歌在当代诗坛属昙花一现，我不以为然，因为李亚伟和我们都还在，并且依然在当代诗坛上抱头鼠穿。我和李亚伟的诗集《豪猪的诗篇》、《重金属的梦魇》都是最近几年才出版的，并且我的第二本诗集也正在编辑整理中，怎么就能说我们已经昙花一现了呢？我们不能接受。对于1986年莽汉解散的事，看来我有必要来说明一下了，以免发生历史性的误会。莽汉主义诗歌发起于成都，成型于酉阳，时间是1984年。1985年初，李亚伟、二毛和我，走出酉阳在涪陵与王庆（巴铁）、何小竹等人交往，史称莽汉出山。也在这段时间，胡冬和万夏退出莽汉，实际上莽汉主义诗群只剩下李亚伟、马松、二毛、粱乐和我，胡玉几乎没有再写莽汉诗歌作品。这几个人中，除马松是成都雅安人外，李亚伟、二毛、粱乐和我，都是酉阳人，所以，真正的莽汉诗群就是酉阳帮。至于李亚伟和其他派系的人交往是另一回事，并不说明随着胡冬和万夏的叛逃，莽汉就不复存在，李亚伟就加盟什么流派了，或者莽汉主义诗群就解体了。对于莽汉主义诗人群被众人各说不一，其原因在于李亚伟从不向任何人解释什么，这是他自己的风格。其实真正达到莽汉高峰时，胡冬和万夏已经离开莽汉主义诗群，继续写他们当时反对的诗风去了（妈妈的诗）。事情到了1986年，李亚伟代表莽汉主义诗群参加了两次全国诗歌大展（也就是莽汉的高峰时刻），回到酉阳后，李亚伟有些疲惫，再加上莽汉诗群里的人也各自一方，李亚伟和二毛在酉阳，粱乐在十堰，马松在雅安，我在重庆读书，其状态很散。于是，李亚伟就提出了解散莽汉，各自为阵做自己的事。这种解散只是形式上的解散，并不是莽汉主义诗歌的解除。正如李亚伟如是说：

虽然作为“莽汉”的诗歌群体解散了，但“莽汉”一词却在我们之间被剩下来了, 有时像壳有时像核, “莽汉”于是被用作老顽童们相互间的昵称, 揶揄时也互称“莽汉””。直到如今, 如果你叫谁喝酒, 有躲酒的或赖在女人身边不肯走的, 你打电话叫他“z莽汉”或“d莽汉”，他准定一溜烟赶来。

从李亚伟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莽汉主义写作并未随着莽汉诗歌群体的解散而消失，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保存了下来，继续着莽汉的写作状态。这种分散状态应该是所有流派写作的存在形式。开始状态下的莽汉主义诗歌群体，是一个紧密的联合体，几乎天天聚在一起喝酒、扯谈。这种状态谁都会感到累，谁都会觉得自我的丢失，所以，李亚伟才解散了这种紧密的状态，分散后各人去疯、去癫，各自去找自己的女人报账，别再像狼群一样死缠烂打的混在一堆。分别去活就是莽汉诗群在 1986年后的存在状态，私下里各自继续着莽汉诗的炮制。我以为，莽汉诗歌群体没在体制内的文化圣坛上出风头，不等于我们就消失了，其写作手段不存在了，这是误传。

对于李少君说的，莽汉发展到最后是走向撒娇，我是不同意的。李少君的这篇文章我在2005年读到，当时我就想写点文章反驳，只因一些原因我没有动笔（实际上是我懒惰）。还有原因是，我怕得罪默默。默默是个好哥们，不愿他为此受到伤害。所以，在此我只说明一下，“莽汉”与“撒娇”，在诗歌流派上，各自对诗歌本身的理解和主张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是好朋友，但决不是二者合一，那是永远走不到一起的。至于区别在哪，我心里清楚，但是我不会说出来，有睿智者可以自己去评说。我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想告诉李少君先生，他的说法有误。莽汉主义在历史背景上的定论应该是：现有文化体制上的否定者，人文历史上的反叛者，传统文化的造反者。我们根本不会为自己选定一个锤子目标，在那里煞有介事的忙乎，或者自己给自己炮制一个文化标准以及美学标准在那里装神弄鬼。对于中国文化这只大船我们才不去在乎它，我们根本不会接受体制内的文化招安。这一点，恐怕“撒娇”诗歌流派是不会这样提出来吧。我敢说，有点文化的人假如他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一定会向传统的文化体制靠拢，披上文化名人的外衣在市面上招摇撞骗。决不投降是莽汉主义诗人群中每一个人的信仰，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傲视苍穹的气概，谁会走向隔靴搔痒的撒娇态，在体制的门廊外踹上一脚就跑。莽汉们的现状足可说明其心灵状态，与现有文化体制的对立直接反应在每一个莽汉诗人的现实生活里面。

其实，莽汉主义诗群仍然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上以另一种方式发展着，他们仍在继续！对于人类历史我们穿越时空的局限，无始无终的行走于标准外的天空。这是文字在精神里聚合释放出来的能量，它足可让我们以前瞻性的姿态接受时间的挑战。

201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