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养宗 所谓当代，其实是恰好被我们偶然相遇

[中山乔]

——在第三届中原青年诗会上的发言

一个诗人老是想对人说起自己的诗歌里含有什么时代精神关系，这很不好。这有点是正在摸着大象身体的瞎子对人说起大象长着什么样的身子。极少的诗歌直接具有直接正面的时代精神指向，更多的是诗人在诗歌里对时光流逝及生活压力的甚至琐屑的杂感，这些零碎的感受，便是一个诗人与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关系。它们有点凌乱，但是无比真实。
这是个意义被转移成技术并通过技术来呈现的时代。美国人通过制导技术，掌握了全新的现代战争理念。最近台湾人在上海世博会上展示的4D空间图像，则让我们看到了视力惯性意外的事物存在。这些理念上的新空间，都依靠技术被打开。
我们最初的问题倒不是诗歌里要拿出什么精神指向的问题，而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的问题。面对时空中大师四处林立，人生的各种深度疑问也基本上被问过无数遍的大背景，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的问题才是真正令大家焦灼不安的症结所在。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便是写作在我们手上还有什么可能的问题。
所谓时代的精神指向，都带有一定的临时性与功利性。我们与时代的关系，只是恰好与什么相遇的关系。很多人以为自己是这个时代精神指向的倡导者或拥有者，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上一个时代的人或下一个时代的人，所遇到的问题都带有各自的偶然性，也有相似性，许多事在某个时段里人们以为它是新的，其实它还是旧的。或者说我们正在遭遇的事情人们早已经历过，不同的是我们正在高铁时代而他们是坐在牛车马车上而已。我们不能说我们比李白和但丁他们更有精神操守，在精神领域，人类一直是慢的，也就是说并没有被发展多少。杜拉斯说，一颗星爆发，发生在1亿7千4百万年前，在地球上看到是在1987年2月某一日夜里一个规定的时刻。我们同代或前代的许多诗人，甚至过于强调精神在诗歌中的强大作用性，反而像流星一闪就不见了。关于精神指向，真的并没有因为我们而多出了什么。
好的诗歌一直是被其恰到好处的表现形式稳固在那里的。接着，我们才看到这首诗歌中被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涵。我们注重技术本身，这种技术就是我们对付世界的意义。
让我们回到呈现的本身吧。而它，曾经一直是处于内容大于形式的误区里。
我们的困难仍然是怎么打开诗歌的问题。我们手中的手段直接成了我们诗歌中精神指向性能不能成立的最重要的证据。如果我们的诗歌没有因为自己的表现手段区别于前人，我们留在诗歌中的一切精神内涵都是重复的与无效的。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表现形式较之以前没有进步的破坏性与坏脾气，说明这个时代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好诗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大师业已林立的事实面前，我们还有勇气继续写作的根本问题：一切的颠覆与重建，多元与独立，自由与自足，都因这个问题而派生与成立。我们所能做的事也实际上只有两件，瓦解与增加。我们通过瓦解，证实诗歌在我们手上又有了新的去向与可能，又通过增加，证实我们在诗歌中已经有效地扩大了文字的表现能力。较之从前的冰川，河流重新被解冻，新的春水又发出哗哗的声音。接着这条河又可能重新封冻，证明了季令的替代与生命鲜活的短暂性与恒久的轮回。
我们这一代诗人只能在这特定的空间里，担当起了对诗歌叙述起死回生的颠覆与重建的任务。我们重新在诗歌里将林林总总的、较之前人其实似曾相识的、却被称作当代心灵问题的一大堆问题再次呈现了出来。我们开始辨别，自己较之前人是不是有了新的说法。这种说法便是叙述上新的维度建设，它令文字产生了新的意味。仿佛灵魂被重新包装，其实是这个时代里一切新的问题，被找到它最恰当与最独具的叙述方式。这个时代之所以没有裸体出现，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叙述者给了它精神出游的道路，新的叙述方式有效完成了精神的呈现。
当我们这样说下来的过程中，又似乎忘记了一个问题：在这个时代里，如果不是恰好是我们来到，别人也会来到。如果不是我们要这样呈现，别人也会去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这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要紧的是，诗歌在这个时代里它的内部产生了什么新的变化。这个时代一切精神的指向，是属于真正重建起来的那部分。它使诗歌在某一时间的断层面里，已区分了与其他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字表达方式。新的诗歌叙述力量已为它做出了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里真正只做了所谓有用的这一点点事。我们似乎再不能为诗歌做一点别的什么。其余的使命，对于诗歌，我们真的是已来的太早又来的太迟。
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个时代也许并没有什么依据，但是，我们又恰好与它相遇。作为诗人，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命中注定的对重新打开诗歌的挑战。

201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