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隐态的终结 赵卫峰

[五湖觞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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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的理解中，在沿袭的印象与认识中，或在当事人的热心或自以为荣的盲从中，在偏执的评论者定义中，中国诗歌 “隐态”部分主要是指“在主流之外，在官方话语之外，在流行意识之外，在现行体制管束之外”的诗歌倾向及实践。在这几个自以为是的“之外”之外，诗歌还剩下些什么？有真正存在于这几个“之外”的诗歌吗？如此看，隐态是一个文化阶层还是诗歌阶层？或说它是一种诗歌方式？显然都不是。
　　以此命名，则涵盖了潜流、潜在、抽屉、地下和民间、甚至可以进一步地延伸到平民、通俗、非主流、体制外等称谓。其实这些命名的出发点各自有别。其中，“民间”是相对较为常用和持续时间较长的、也曾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看起来，小说“民间”是至少在表面上与主意识形态拉开距离，诗歌民间则相反，只是策略上有所改变，如将作为阅读资源的古典诠释改写的中国式神性诗歌取代新闻现实式的宏大叙事，或很人道、很人性地介入、退守市井村镇作隐逸状并低姿态地开始围绕各种层级的“民生”和个体情感问题，也许这是从思想济世、授业传道转到了重在参与和身临其境。当“隐态”逐渐取代“民间”，除了指涉角度与层次的区别外，也可以看出昔日 “民间”概念从内部开始的日益空壳的蜕变。当然这种蜕变也与当事人本身素质相关，因为民间或隐态并非一个“阶级”，它只是一个类似“迷信活动”的庙宇，进出其间的人文化层次、艺术品位、价值观念和经历、情感都千差万别。其中，无聊与无知的看客占了一大半。
　　从载体方面看，“隐态”诗歌的传播方式、范围更多地归束为“民办诗歌报刊”里，这样，它也就通常被称为了“民间诗歌报刊”，简称“民刊”。这是一个矫枉过正、以讹传讹的称呼。当“隐态”诗歌现象因当代传播的托运渐渐“浮出水面”，绝非是依靠“隐态”本身的力量，而是意识形态的调节和文化、文学与诗歌转向大众化的必然变化。“思想”这个词往往是国产诗歌常见的评介砝码，“有思想”往往更是“隐态”诗歌群体自以为的支撑和资本。但是，难道说隐态的思想就超越了不隐态的？隐态是有思想的，非隐态则相反？其实即便真有隐态的思想存在，也是没有真正思想的隐态之人的！有的只是形式上的隐态工作者，就像宗教是有的，宗教人员并不都是真正的虔诚的宗教信仰者。隐态之隐如果是本身特质，当其不隐之际，又还有何意义可言？换言之，一种须静掩低沉才能显现其特殊力量的物体一旦暴露，其演变、过程与结果必定与原来有所不同了。
　　思考与思想当然永远重要。但是应该需要何种思考与思想？作为背景与主心骨的思考与思想在有着善变特性的诗歌文体中是否一成不变？是否不讲创新而只移植克隆？咋一看去，隐态之所谓思考与思想，仍是种精神的模仿与抄袭，它欠缺一些重要的特质，比如原发性、本土性和创造性，或说它在表面上很中国化的同时，并不真正如此。
　　由于诗歌民办刊物这一现象的特殊性，由于一定知识程度的人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环境的敏感本能，民刊似乎是最易体现隐态滋味的载体，但往往有肉无骨。世纪末以来，在盛产民刊的岭南，民间情绪从各个维度得到张扬，但尴尬的是，飞翔的心愿与高度并不正比，在“经济”基础和“传播”手段比较成熟的岭南，昔日的“崇高”与“自由”主题正被很现时的“底层”情绪或“草根”情感挤轧，艺术创新和思想整合的可能性被海腥味的传播势头削减，因此蜀黔滇两广等地的民间、地下或隐态诗歌貌似自在其实又艺术价值总体低效。
　　如果一个年轻的诗人对“隐态”诗歌充满兴趣热情洋溢，这其实什么也不表明。因为年轻本身就表明了敏感，对环境、世界和一切。年轻人“信仰” 的确立往往不定，其价值观亦需时间来证明扶持。因为年轻，他们会易走极端，把常识当知识，爱将个人日常境遇不加分析地与意识形态环境与生活中积累的陈见挂钩。对于无理由地就遵从于“隐态”的年轻诗人，在此不妨断章一下卡尔维诺的话：“它不适用于年轻人，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年龄：他们接触世界和接触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经典作品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初接触。”如果一个年轻人涉猎有限，如果他虚荣心重、对“我的”的现时环境不满、或的附庸风雅习惯、如果在四平八稳的公开媒介上的正统诗歌之外他其时只能接触到隐态诗歌文本，他当时会将之视为重要或“经典”，这有点像当我们初入小学校园，那小老师几乎就是大师。
　　传播时空的扩张或者曾帮助了“隐态”概念——但随即当事人会发现原来这并非福音，因为一旦进入一定程度的传播，“隐态”这种东西也同时被覆盖了。这使得隐态的传说、以及传说者这一群体在今天开始裂变，变得形象朦胧，立场暧昧、身份不明、言语失真。而宗教徒则可能忠贞如一。我的意思是：对于诸多所谓打着隐态、民间旗号的诗者而言，这些旗号并不是他们的信仰。事实已证明的是旗号往往只表明了中国诗人品性的两面甚至多面性。
　　我从来就不相信，一个真正好的诗人，他的文本如果真正达到了相当程度，本土的诗歌与诗人们会视而不见，而只被几个所谓“汉学家”恰好看见！汉学家们关注的真是文学及诗歌？我坚持认为，隐态或民间写作在政治色彩越浓厚之时，也就是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越发欠缺和力不从心之时。一条河两边的人们可以相互指责嘲弄，而流水仍是自个流。北岛之所以是北岛，有一个标识是异常明显的，他并不像其他后来同样被加冕“启蒙”高冠的诗人那样，只留下一些干巴的文革式标语。
　　文学性、艺术性的欠缺，往往又会以非艺术的行为方式来进行弥补。作为政治激情显态形式的这种“行为艺术”确实可以显赫一时但终不会有力和持久，因为它不是也不能产生诗歌与文学最需要的那种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民间、隐态或部分所谓神性写作重在呈现精神界的制度、秩序和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这颇像自古传承的政治“礼仪” 的另种表达，在其中，作者通常传达出的如非高瞻天下的英雄或君王潜意识，就是辅佐天道的才子良师和忠臣意味。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真正纯洁与纯粹的。
　　今天讲“知识分子”确实得有一个“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前提。隐态诗人常以为是诗人中的“思想者”或“ 知识分子 ”或“自由人”自居，思想非空穴来风，“知识分子”也有新旧之分。隐态型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就是正确？其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在此我以为，将“隐态”冠以“启蒙”装饰非常不确，原因一是诸多被隐态诗人们高举的思想其实都有些众所周知的源头，并且也早被诗歌外的其他文体借鉴，虽然其他文体或文艺形式由于当时国情暂没有像诗歌文体这么易于传播、普及和接受；二是“启蒙”本身需要一个反应过程、需要一定的受者，及某种结果，这些检验都需要一定时段，而隐态诗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开始就打着启蒙的旗号、或夸大了这种作用——并且往往是自夸；三是隐态诗歌文本最集中的倾向是意识形态主题，这让我联想的是如果一个写作者只关注政治倾向，他是纸上谈兵的政客还是一个合格的诗人？类似的文本时常会导致误读，诸如血性的热情掩饰了（语言的）的极端暴力、个人的委曲或类似境遇导致了神经质的疯癫言行、以正义和道德的华丽而常用词汇透露出一鸣惊人的虚荣、自私和泛英魂主义妄想……做作的姿态取代了对生活、生命的认真观察及其真情实感，这些矫枉过正且做作的口号标语式的东西是什么性质的启蒙？启蒙了谁，它拥有多大面积的空间？这些对当时著名诗人如艾青、当时引入的境外诗人如泰戈尔模仿不已的隐态“诗歌”谈何先锋性？即便可以算诗，又怎么可以代表现当代中国诗歌创作水准？


2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中国诗歌中的代表人物并非是从所谓“思想上”的彰显被推崇的，因为其他们的优势其实是思想与个人实际才能的结合，他们是从诗歌的艺术水准、相关学识或学术上得到公认的。从此看，擅于剑走偏锋的隐态诗者可能有政治思维习惯，但实际上仍属于保守一派。
　　如今，曾被压抑的“情感”似乎成功地逼开了一贯高姿态的“思想”，整个中国诗歌实际上都转移到了一个诗歌的技术演播厅来了。但如今种种迹象并不表明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避让，传统知识分子的“边缘”意味逐步在自嘲中反而成为了新的精神资本，亦可说是战略调整。小资与色情文化借助传播早在各自地盘构建新的精神建筑，中国的文艺大众对文化的参与与享受正从各个方向体现和具体地实践着一定物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人们，何时离开过或能够离开过政治呢？这永远是历代的文人永不可缺的大背景。但显然的是物质文明的引力在转移人们注意力的同时也让绝大多数开始了下沉与妥协，就像从一个紧握的拳头缝隙里不断漏下的细沙。
　　民间或隐态其实持着的都是同样色彩的号角，主要的不同是位置的不同，而这个位置通常都是不断地随着时间转移的，所谓时位之移人也。比如，对具体的生活体验、生命经验的感觉及表达越有力有效，作用也就会越大，比如日常生活审美的诗歌、通俗色彩的如色情诗歌等的某种“启蒙”作用、召唤作用是很直接和明显的，表面看它们远离传统的政治激情，但实质上仍在取得相对范围的公共认可的同时，产生了同样的功用。
　　传统文化的相对长远和复杂，也使得“知识分子”这一大树般的概念往往难以细分而被迫揉捻。传统观念中，政治型号的知识分子以绝对优势几乎涵盖了国人对知识分子的印象。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政治无关或无所作为，即使他在文化领域有所创建，他通常也是平常的和不被认可的，至多只在家谱中被推崇。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是政治传统型的，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远不及音乐、美术和诗歌，一个个更迭的王朝中，文化发达、歌舞升平、时见扶得醉人归形象地体现了某种传统的实用化倾向。
　　反过来看，虽修身齐家却终不能治国安天下者，虽学富五车然仕途无望者，虽满怀雄才与正义却终落得个贩运红暑者，即算在野，即为隐逸者——他的表达，必属在野路径，或谓反其道而行之，反弹、反问、反驳、反抗、反思、反语……但最缺的是自己反自己，精神道路上的自我“自省”。过度的“反”实则也是对“正”的潜在期望的一种自慰表现。相当部分的诗人多如此。所以并无什么隐态，并无终极意义方面的隐态人物，只是些不断处于粉饰中的人名、人像罢，其矛盾表现在于既然先进地反对造神，而又在有意无意间将自己塑造为神。自持隐态身份的写作者，事实上在潜意识里顽固地保持了精神的“等级”与“差别”意识，要在其文本中找到真正的人性、人本火光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关怀众人、他们的道德观与主流取向其实一致甚至还要落后些；是的，道德这个词对于诸多中国式的诗人往往是一种投机讨好的装饰品。
　　文人对主意识形态的过分依赖，虽时常乔装改扮却仍是一惯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也是万变不离其宗。社会进入转型期来，诗歌中国搭传播之船，挟大小浪波先后而至，对俄罗斯邻居的兴趣、理想与人文精神的纷争、对域外经典的崇拜和对国学的复习、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口语、小资、色情……这些——无论是主题的还是方法的，无论从传播情况与影响程度看，能轻易界定它们是显态还是隐态？——在这里，我可能已扩张或混淆了“隐态”这个概念，其实又没有。因为这个概念的寄生性是始终如一的，它对意识的形态不得不依赖， “政治激情”仿佛其不可离弃的药酒。
　　如此，自以为是民间或隐态者的样儿有些滑稽。他们今天分散进入诗歌的各个界面。他们的激进实际上是保守，他们的所谓坚持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善于朗诵与讲演，他们又时常以德示人，他们虽然也称诗人，但诗只是其时装，对政治的畸形激情根本就不可能使真善美迸发，他们可以不断地做着“仕”与“士”的春梦，在物质基础上高叫神圣的经，但他们缺少大境界！他们更缺少自我反省与自我超越的惯性。一旦物质需要勃起，精神的优雅便可先束之高阁，这时不要奢望他们会认真谈出什么“民主”与“自由”来了。
　　从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是一个政治人，当一个知识分子成为政客或被过度政治情绪所控，他的知识分子成分其实已同时离去。虽然我们也理解，对时政的不同程度的介入是中国式（人文）知识分子实现理想价值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不如说中国式的隐态者并非真正的知识者，而是善于与“政治”调情的附庸风雅者。
　　那么所谓隐态诗人到底是些什么呢？另种“徘徊”者罢：作为政客是纸上谈兵，作为诗人又成绩平平，作为常人又不甘心，作为隐士又不可能，作为思想者又无力胜任。试想一个传道者本身是清醒的，他本身就早已明白隐态是什么意思，而他为了种种需要仍在“坚持着”以诗歌为话筒的忆苦思甜，依赖着旧有的价值观，那么他的宣教与讲演，则可耻与可疑。对相当部分打着民间或自以为民间的写作者，是要这样看，“他们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名声以及由此而转换来的现实功利”，周伦佑说。
　　他接着说：“我追索的则是自由——通过语言和形式变构以期实现的思想自由和艺术自由！”我认为周伦佑就是一个自由的个体“方块”，一个自成系统的方块，它可以同时与左右的情况保持清醒的距离。再往前一些，至少在一个广泛的面上诗歌知道了北岛们，再往前，起码人们还知道了后来成为主流的老诗人们……否认他们的影响与作用是不客观的，至少，无论是什么样的样板他们都可以是令后来者清醒和参照的标本。至于清醒的程度当然各人有别，只是无论什么样的启蒙，都必须落实到自己才有作用，无论什么样的启蒙，最终都是个体的自我启蒙。这样我们就看到，推崇主流与认同非主流的“FANS”们，局限都是同样的。而有成绩的诗人比如离我们较近的西川、韩东等，通常是隐显兼有“兼容并包”的，诗歌与诗人可以靠近、坚持或偏离某一意识形态，但最终，靠近与偏离都不是目的，如果目的达到，那么诗歌定远，诗意必变，诗性必失。

3
　　相信在阅读诗歌时，我们不会关注作者是隐或显，其现身传播的频率和是否被各个界面认同的程度，绝非与诗歌作品成正比。当一部分人们热衷于民间或隐态诗歌的历史，他们不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是从历史（政治）方面，这就使得这种热衷本身也充满着低俗猎奇与市侩味。屈原若非时位所移他是否会有离骚的可能？李白属于“民间”还是“官方”？王维杜甫陶潜苏轼是体制内或外如今看来重要否？前些年，在中国诗界哄哄然的民间与非民间之分，似是诗歌的中国式滑稽，因为诗歌本身并不知道它被分为民间与非民间了，也不知道它怎么就“隐态”了。
　　是的，时间关注的是李白诗歌，而不是他的诗外的东西。“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认为在他作品中的这些或这些部分看出了什么是他个人的，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的谈论诗人和他前辈的异点，尤其是和他前一辈的异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 （艾略特）
　　是些什么人维持着所谓“隐态诗歌”呢，如果这真是个高级的概念，那么绝大多数人都只能自认低级罢。虽然我并不一概否认隐态的全部，但辨伪却是时时必要的，譬如以讹传讹，人云亦云，拨高吹捧，矫枉过正，就没人问：以什么作为隐态的标准？当事人真正达到了标准？我从来就不也永远坚持不会相信这些个多数连至少的政治生活体验与经验都没有而只有阅读经验和想当然的“隐态诗人”捧着的“ 民主自由 ”就是真的民主自由。在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一篇文章里，王干曾指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劫难和病灶绝不会因‘文化大革命’的外在形式结束而结束。”套用他的话，这就注定了中国的隐态、地下或部分民间诗人是“在一种阴影之下写作，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时时剔除‘文化大革命’思潮的种种潜在的或显在的腐蚀，而在剔除过程中又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文化大革命’的思维和方式来”确实。隐态诗人在诗歌界的“境界”大多如此。
　　文化在行进，文化环境在变，包括隐态倾向的许多诗人却没有，没有了这种兴趣、能力与自觉。当所谓主流诗歌变得陈腐，当民间诗歌通过稍微宽松的空间与强劲的当代传播手段同样成为陈旧与“酸腐”的另种主流，诗人们一个个浮出时光的水面，又在两岸掌声中迅速顺水漂走。我们其实随时需要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恰好是中国诗歌所一直馈缺的。诗者，真善美是最基础的基础，真是首先，没真，就没有了诗性的可能，虽然可能凭借艺术惯性或个人才气产生诗情或诗意。我们今天的文学已不可能再产生社会性和总动员式的如五四时期的文学“运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革命”等，如今语言文字的基础已然稳定，可能的创新和改良只能寄希望于个体的思想、精神、艺术、审美的变化与提高（并促进文本形式、格式的方面）。也只有这样才能抵抗诸如对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不当兴趣和习以为常的依赖等习惯。
　　就干瘪汽球般的“隐态”概念而言，不能不让人想到，诗歌的某些重要的品质，或阶段，是现成公共的，诸如“独立、自由、和谐、善、道德”等，它与任何诗者有可能发生关系，而决不只是隐态或民间的专利！因为这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最真的个人的基础的部分；诗人同时也是知识者与文化人（虽然我自己已对这种说法感觉了虑疑。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诗歌作者充其量只是情感释放者与情绪表达者），文化人知识分子关于世界人生政治社会以及道德等的对立情绪应该是普遍的必然，如没这种情绪，他也就不是知识者与文化人。通过创作来进行精神层面的独立与自卫，对主流意识形态、时尚流行文化体系产生怀疑、偏离与对抗，这种思想的“惯性”在历代均有不同表现也有不同局限。但对习惯于“隐态诗歌”旗号的人，则将这些“基础”的东西揉制成了低劣而不洁的策略。如此诗歌“隐态”一说更像是指人格的变态进行时。
　　众所周知，当今的传播背景中，在文化与文学艺术分化、细化的时空中，在诗歌开始返回诗歌之同时，陷入精神的亚健康状态的它引领时代精神界的情况已然不再——这本身就已是种深刻的随时的提醒。近20年来，在包括部分“汉学家”的一些人看来，“隐态或民间”这种概念化的东西竟然成了中国诗歌的高质量、或高级精神的代名词，这不能不是一个很讽刺的误会。隐态诗歌的寄生及其后来的蜕化变质和种种畸形怪象，则像一种诗歌内部的提醒：当代传播放大夸大了“隐态”，在矫枉过正的同时又恰好揭开了它的半神半鬼的面具，暴露了它本来的却被掖藏着虚伪、假大空和病态。

　　　　　　　　　　　　　　　　　　　　　　　　　　　　（2007改于煤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