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梵 诗与事

[汤颜]

我没有权利说我写诗之初是傻气的。那时，作为一个初上诗路的人，只有忠于自己的想象，才配得上诗的启迪。那时，诗对我就是一种感同身受或身体感受，是会让鼻子发痒打喷嚏的一粒粒灰尘。那时的我行我素里，包含着我懂得法则后依旧仰仗的东西。我总是怀念那段被灵感侵蚀的岁月，也许灵感说现在看来是一个错误，但那时，我那些写得糟糕的诗歌，却在身体层面叫我美不胜收。它们与那些令我钦佩的杰作一样，帮助我结束了儿时以来的梦想：当物理学家。长久以来，我在小学中学大学都享有科学天赋卓异的响亮名声，于是周围的人（包括家人）便把我写诗，视为我莽撞自毁的行为。没有人知道我前后的两种选择，都是为了能够离现实最远。那时我已清楚，世俗人生是没有耐心去培育永恒的。但对一个已经衰老的年轻人来说，即使住在大学的马厩里（宿舍是以前日军的马厩），我急切需要的还是能与现实针锋相对的永恒感。我过去着迷于宇宙的永恒居然可以估算，甚至可以去测量。所以，我投身研究宇宙的历史时，大致怀着与康德当年写《天体论》时一样的野心。我害怕永恒感的破灭！我需要通过研究或写诗，能够领悟、欣赏和享受永恒。对孩子或年轻人，我太清楚永恒感的破灭带来的可怕灾难。记得七岁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人不会永远活着，人到了八九十岁都会死。整整有三个月，我被这个问题搅得心绪紊乱。一入夜，就一人躲进被窝里偷偷流眼泪。我无法把死亡带给我的骷髅图景，与家人的亲切面容联系起来。我第一次发现了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着裂缝，甚至鸿沟。就是说，我无法把家人那一张张亲切的面容，一一带到更远的未来。我当时不能接受自然赐予人的死亡礼物。七岁因永恒破灭导致的精神恍惚，后来我写进了小说《治疗死亡》。
再次为永恒神不守舍，是到了刚进大学的时候。种种错误导致我高一考进了南理工的弹道学专业。可是我蔑视它，即使牛顿曾着迷于弹道学，即使《福尔摩斯探案记》里少不了弹道学家，但跟我心中研究宇宙的永恒相比，它无足轻重。我当时对技术的解释是，它们一代代不过用飞蛾扑灯般的自毁，来证明宇宙原理的永恒。弹道学在我眼里恰恰属于难以永恒的技术。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把才智用于眼前的现实。于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疑惑由此而生，对同学来说的上坡路，变成了我眼里的下坡路。我在深感不安的四年中，竭力寻找能引发我投身的新领域。直到毕业时我写下了第一首诗。写那首诗并不等于发现了新的永恒。一开始，我感觉本已存在的事物，倾向于交给文字表达一个美化的任务。一旦读诗的人把注意力放在美的感受上，它留给读者的印象就会大大偏离事物本身。“那正好是我需要的！”那时，我的初恋刚刚化为乌有，我正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美，而不是放在事物本身。有了第一首诗，我就拿给懂诗的爷爷看。他刚回拒了当《赤壁诗词》主编的邀请，而被我视为民间高人。我发现他根本不在乎我写的恋情本身，倒是拿起放大镜，逐一推敲我用的每个词。他让我意识到词的好坏不在词本身，而在与其它词搭配中赋予给词的品质。那天，他赞扬我诗歌的部分，恰恰不是照实去写的那些，而他指出的更为玩味的含义，更是我写诗时没有料到的。就这样，诗歌把我从词典和事物本身解放了出来。意识到诗与事物本身不同之后，怎样才能让词装着多种含义，实际上成了困扰我的问题，成了克服诗作单薄的一种向往。那时在黄州小镇，唯一能找到的当代诗集就是舒婷与顾城的《双桅船》。当时我很幸运，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诗坛的声名，这样玩味他们的诗时就可以不受干扰。一开始，舒婷的诗似乎没有显见的缺点，用词和比喻也颇能吸引我，但很快，诗中层出不穷的铺陈比喻，就显出缺少深度和变化的软肋，难以同化我。相反，顾城的魅力在于，他的诗乍看一无是处，仿佛被游戏心态所怂恿，实际他的诗中有隐秘的现实秩序，含义丰富、深邃。我反复读他的诗作，渐渐懂了他诗中那些悖论的来源：惠特曼的《草叶集》。我至今无法确定，李金发是否在悖论比喻方面给过他启发。顾城的诗使我意识到，读者对多层含义的挑选，实际是对自己想象力的挑选。想象弥补了现实事物的短暂，涉及了我极力关心的永恒。那些历经锤炼的意象，试图聚合起所有世代的想象。因为好的意象一旦产生，就如蝴蝶会抛弃促成它诞生的茧壳（现实），成为只给时间观看的美丽造物。顾城的诗促成我把遇到的所有诗分了等级，多数杂志的主流趣味已不再受到我的敬重。
只要通过顾城摸索到惠特曼就足够了，他的诗足以抹去我以前的空白。他的诗属于只需感悟、领会而无须读懂的那一类。我继续了解惠特曼的19世纪，就遇到了神奇的礼物：狄金森。她的诗近乎在寻找一个绝对的答案。也许对一般人这并不要紧，但对一个把永恒始终放在心窝的工科生，狄金森意味着太阳的升起或落下会比以前更加安稳。顺便提一下，对我这一辈的大学生来说，穷尽我之前的经典是一个基本的想法。我这条学诗的舢板，经常面临刚刚朝西方驶去，又马上向东方驶来的双重命运。北岛在我眼里就像一个聪明的西方英雄，穿过大洋落脚到了中国。就在青年诗人把中国古代视为一个大泥坑时，我读到了柏桦那些透着古代情致的诗作。他成功清除了阻隔古代与当代亲密的语言障碍，与 50年代着意用民歌增强民族特色的诗作不同，柏桦找到了既挽留古代情致，又体现现代意识的语言秘诀。他成了我眼中最大的骆驼，北岛与之相比也不过是一匹大马。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我后来竭力想要寻找的东西融合，还必须从80年代的柏桦出发。86年认识车前子之前，当代诗人还只是用诗作向我说话，我不可能想到诗作可以用他那么随意的方式写出。他一边与朋友说话，一边就把诗写出来。老实说车前子的诗我很少能读懂，却能感受到他享乐于字词组合的美妙。东西方的融洽关系似乎直接就在他的血液里。我把他视为在激流岛之后还继续活着的顾城，即那个顾城自己都难以维持下去的后期顾城。他们都意识到了东方的游戏精神，已被 20世纪的西方同行再次发现。
年复一年，我积累起了对诗人和诗作的隐秘读法，导致我产生一个有趣的看法，只要是写出了好诗的诗人，他创造了什么，也必然会把残渣废物丢弃在他的现实人性里。有时，他会立刻把它奉献给周围的人，有时，它会转化成对他自己的愤怒和不满。庸人的错误有时就在，不懂得这些事迟早要发生，不知道该去包容或一笑了之。90年代以来的交游经历，大致证实了这个看法不算偏颇而接近现实。90年代以来，虽然诗人的人性足够去写一首首挽歌，但确实出现了许多能照暖我心的诗作。在海子放着光芒之初，我就认定，他不是上帝为我而造的诗人。我不喜欢他搬来荷尔德林的神来吓唬国人。当然我也难忘他短诗的出色和长诗的糟糕。那时，我已无需和阅读中的眼花缭乱进行搏斗，因为我意识到了诗歌发展中的一些规律。和韩东的偶然相识，具有我趣味发展的合理性。他的诗一直打动我的并不平实，因为平实与干枯仅一步之遥，许多诗人就是忘了这个可怕的陷阱，而一步跨入到干枯的窘境。他的诗里给我冲击的是哲学，他总是把哲学表达成别的东西，就如同萨特把哲学表达成小说。他就像用一面意象的镜子，让哲学照见了自己的陌生容貌。平实的风格之美在他手上并不稳定，与初唐诗人一味追求口语而遭遇的尴尬，几乎如出一辙。但他的平实主张对我早期的炫技，是一种相当及时的矫正。当然，9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许多多有价值的风格，不像80年代的诗歌只来自不多的几个模式。随便挑出一个诗人的历程，就能看到诗人对外来影响前后态度的变化。91年朱朱带着诗稿来我家时，他还是早期的叶芝，他用了十几年与叶芝保持一致，浓缩了叶芝从浪漫到象征的历程，直到《清河县》出现。一旦着手考察80年代的诗歌，就会发现，它们主要给读者贡献了文学史中的那种时间感。而90年代以降的诗歌，让读者从里到外感受到了生活和时代的空间感。一些诗不再企图震撼人，而是给人意外的悸动。诗不再担负深仇大恨，而让诗人意识到由于中国的日常生活比幻想还要复杂，所以并不会让诗人失去自我。那些我看重的90年代以来的诗虽然没有尽头，但它们铁定有着某些朝向。在这里我只用部分人名来表达，而不避讳多数是我的朋友：清平、王家新、蓝蓝、树才、张执浩、叶辉、森子、杨健、鲁西西、叶丽隽……读马铃薯兄弟一些20行内的短诗，能感受到他一些很出色的经验：诗也可以是对生活愿望的评评说说。我很清楚，一些值得反复体味的当代名句出现了，只是没有学者可以抛开文学史的成见去辑录它们。新诗就如一个已经长大的少年，他不仅要知道自由诗的潜在规则在哪里，还应该去寻求正道。新诗并非像有人指责的那样不可捉摸，至少我已经看到，这个领域集结着有着最好天赋的人，他们传达出来的经验、情感，已经有了生活隐在的深刻性，与那些表面上声势惊人作品不同，面对一些无法言传的体验，他们已经学会用东方早臻于化境的形象和比喻的表达，致力写出人类心灵的大境界。
直到新世纪，父母才不认为我投身写作是一个错误，但不能理解写作是痛苦与欢乐的相逢相聚，他们把生活的幸福视为文学的必要。当然，对我在写作中尽职尽责的平静态度，他们似乎也表现出感激：他们的儿子没有因为遥不可及的永恒，而把自己弄得疯疯癫癫。长期的探寻使得我与语言的关系变得微妙。一方面，我要克服语言的愚顿，使它能像我的心一样身临其境，另一方面，我又必须在某些瞬间忘掉语言的记录身份，就像遭遇到了惊世丽人，只为她的容貌、音调、气度而迷醉。语言的双重使命实在是一对亲密的敌人，这个事实恰恰容易被许多写作者遗忘。当我积攒的生活经验足够多时，我开始能直接感到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态，即那些形象而微妙的比喻和意象。我的工作就像在进行挑选，面对一满船的收获我必须挑选，哪怕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珍珠。当脑子里有了和经验相连的诸多意象，我就不难写出《蝙蝠》、《二胡手》，直到有一天又写出《中年》。每次回忆写作《中年》的过程，我都惊讶于诗歌内在的推搡力。写作中，我始终被一种声音推搡着，某个音总能激发出下一个比喻或意象，每个比喻或意象又能恰如其分地测量主题。时时刻刻在变化的20年，我只用半小时就亲历了一遍。这首诗也让我意识到，新诗中存在着一些经验或体验，它们和最准确的比喻、意象一一对应，一旦被某个诗人发现，其他诗人就再也无法为那种经验或体验，找到更有表现力的比喻或意象，只能把与那种经验或体验相关的其它比喻、意象弃之不用。由于表达平平，其他诗人实际上还不得不放弃表达那种经验或体验。我能感觉，无数经验或体验对应的准确比喻或意象，构成了一个伟大的仓库，聪明的诗人应该找到这个仓库，并去取拿珍贵的库品。因为这些库品拿一件就少一件，别人每拿走一件都会迫使你转向别处，使你想表达的经验或体验也少了一种。也许我道出的这个秘密会让大家目瞪口呆，但新诗确实进入了“跑马圈地”的时代，经验和准确形象的对应关系虽然隐得颇深，但已经被一些诗人发现。聪明的诗人开始对它们跑马圈地了！
一旦写出《中年》，我就明白，中年感怀和准确比喻、意象的对应关系被我发现了，这种关系也就可以在诗歌中永远维持，人们以后会成百上千次地发现它们关系的准确。当然，这类关系也出现在当代不少优秀诗人的诗中，以及我其它一些诗中。我和不少优秀诗人一道，正把白话短诗带入到一个可以享受的阶段。但我们的前面还有更勇敢的事值得去做，那就是怎样了结一直伴随我们写诗历程的长诗情结。与短诗相比，新诗中的长诗几乎多灾多难，长诗既让我们神魂颠倒，也像烈马一直没有被驯服。我们给予它的重视并没有明显的收获，汉语的直觉天性赋予给短诗的优势，似乎加剧了长诗创作的难度。问题不在于新诗能不能写长，而在我们赋予给诗的硕大无比天不天然，勉不勉强？就在优秀诗人为短诗找准了穴位时，我们拥有的一些长诗却毫无效果，暴露出对德国诗人早就发现的动静之分的无知。就如长篇与短篇的任务在小说中是清清楚楚的，就如魅力其实也是长篇得以推进的原因，就如无损于短诗的形式也许有损于长诗……总之，一谈起长诗这个庞然大物，我们这些自诩能驾御短诗的人，也颇感学业不精，又不甘忍受外域长诗带来的隐隐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