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中国新诗新年峰会举行 热议诗歌热背后“乱相”

[山乌]

“和公共话语体系与社会世俗的对抗和分离，本应是我们所热爱的诗歌最基本的姿态。但是，随着权、钱、色等社会丑恶现象对诗歌的全面渗透，目前诗歌生态正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困境与险境，甚至是绝境。”在近日于杭州举行的“2011•天问中国新诗新年峰会”上，诗人潘洗尘说。参加这个“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生态恳谈会”发言的，还有林莽、唐晓渡、梁平、陈超、耿占春、燎原、刘福春等数十位诗人和诗评家，众人就当下的诗歌生态展开讨论。会议由《诗探索》编辑部、《读诗》编辑部、《星星》诗歌理论月刊编辑部、《诗歌月刊》社等单位联合举办。在讨论会上，众人就当下诗歌生态中广泛存在的话题展开讨论，并对这种非常态的浮躁和热潮展开批评。“各种类型、各具意味的诗歌评奖、排行榜，去掉那些重复的，已经排到‘四十大’了。各种以书代刊、诗歌理论刊物、评论刊物逐年增多。”评论家陈超表示，各种虚虚实实的诗歌研究中心纷纷挂牌，所谓‘中国的诗歌研究中心’特别多，各种诗歌研究基金同样很多，其中有很多选题都是浅层次的重复，有的话题则过度开采。潘洗尘认为，“诗人们对话语权争夺的热衷有时候远远大于对文本的精耕细作对写作带来的巨大伤害。”
　　评论家刘福春则提到“命名热”，“现在的诗人急不可耐，梨花体、羊羔体、中间代、草根写作、底层写作、中产阶级等等，这些五花八门非常繁杂的命名透露的，其实是文化史的贫乏或者是诗歌史的贫乏，更是命名能力的贫乏。”他还提到当下诗歌出版的问题：过去的出版诗集跟创作是有联系的，而现在的出版跟创作几乎没有联系。“比如闻一多的《红烛》是一个阶段，《死水》是一个阶段，当他的创作到达一个阶段时，用一部诗集做一个总结。但现在的出版跟创作还有什么联系，不断出，反复出，出了还得出，有了机会再拼凑一本，有钱的话就出全集。”
　　“民刊的总体面貌逐渐走向平庸乃至死亡。”诗人赵思运说。民刊作为一种独立精神的象征，曾在中国诗歌的发展上起到积极作用。但在乱相丛生的今天，它的发展也令人忧虑。“在当下如何保持文化的文学的、特别是诗的最光辉、最自由的一种性质？确立了这一点，民刊才有它的合法性。现在大量民刊其实非常平庸，技术层面很粗糙，很多时候仅仅就是爱好者的园地，更不用说有什么精品了。从这一点上看，它的合法性没有了，大量的民刊写的都是小生活、小快乐。1980年代是大时代，1990年代是跨时代，现在是‘小时代’。”而本次峰会的内容之一，便包括潘洗尘、宋琳、树才、莫非四人合力编辑的《读诗》季刊的推出。“这些年我能够看到的刊物非常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现在绝大部分的诗歌刊物都成了卡拉OK。而《读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一本对自身有着明确要求的诗歌刊物。”潘洗尘这样阐述办刊理念。
　　峰会期间，第二届“天问诗人奖”颁发给了诗人李亚伟和潘维。同时，“李亚伟•潘维作品研讨会”、《读诗》季刊首发式、、第五届“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朗诵会等活动陆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