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诗歌公约：新诗的春雷还是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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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诗歌公约：新诗的春雷还是哀乐

来源：钟国昌 时间：2007.04.27 18:15 浏览： 122 查看评论
　　
　　1月底，由《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编辑部、撒娇诗院、清水洗尘诗歌论坛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主题诗歌活动在哈尔滨举行。芒克、梁小斌、默默、莫非、车前子、树才、老巢、潘洗尘、叶匡政等14位诗人齐聚冰城，共同签署了号称“中国第一个诗歌自律公约”的“天问诗歌公约”。内容包括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等。眼下，有关这份诗歌公约引发的讨论，逐步升温成2007年年初内地文坛的一个事件。（3月19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让我用一个字概括当代中国诗歌现状的话，我会选择——乱！且不说现在逐渐升级为“口水战”的“天问诗歌公约”事件，回头看看去年诗坛发生的几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就可以从中窥见一斑：“赵丽华诗歌遭网民恶搞”事件、“下半身诗人”怒骂韩寒事件和“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裸体朗诵事件。
　　
　　其实，正如某个诗歌评论家所说的，“近20年，当年轻诗人海子卧轨自杀以后，中国的诗坛出现了混乱和迷惘。一部分诗人走向狂妄，从‘否定李白’到‘pass北岛’；一部分诗人走向沉沦，声称用‘下半身’写诗，要让诗歌‘贴肉’追求‘肉体的场感’。”于是， “梨花体诗歌”盛行了，有人喊出了“文学死了，诗歌死了”，“下半身”诗人有了大施拳脚的极端快感。也正因为如此，向来好热闹的韩寒在博客里宣称“现代诗和现代诗人没有存在的必要”与“下半身”诗人展开了一场无果而终的骂战。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也许正是近几年诗坛的“乱”，使得中国现代诗在衰败得几乎灭亡、诗歌的尊严几乎丧失殆尽的时候，激发了一些清醒的、有良知诗人纷纷发问“现代诗向何处去？”并及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于是，在中国新诗诞生90周年之际，旨在“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并冠之以“中国第一个诗歌自律公约”的“天问诗歌公约”在十四个诗人的联合签名下产生了。 “天问诗歌公约”问世以后，受到全国各地诗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上海诗人集体签名，浙江、广东、安徽、长春等地的诗人也正在酝酿签名。当然，我一直欣赏和关注的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诗群也集体签名了，以支持此次正义的与真诚的诗歌事件。这似乎可以说明，“天问诗歌公约”深得人心，代表了当代诗坛的一种声音。
　　
　　可是，“天问诗歌公约”面世后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特别是以伊沙、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诗人的猛烈炮轰，同时，引发了全国各大诗歌报纸、杂志、论坛的极大关注，纷纷撰写专稿报道此事，使诗坛再次发生“地震”。而引起最多争议的莫过于“天问诗歌公约”那八条条款了：“一、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二、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三、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四、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五、语言的魅力使我们敬畏，我们唾弃对母语丧失敬畏的人；六、没有技艺的书写不是诗歌；七、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的血；八、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我们仔细阅读公约可以发现，它的内容存在着一些略显过激的“嫌疑”，这就无怪乎“下半身”诗人的这些举动了。
　　
　　平心而论，我也认为一个诗人的修为，是一个约束和敞开的过程。在这个以骂人为乐事的时代，还有人敢出来“卫道”，确实需要一种精神。“天问诗歌公约”的背后，其实表达了一批诗人的一种共同愿望——反对诗歌继续向庸俗化发展，渴望诗歌尽快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个人觉得“天问诗歌公约”的初衷是好的，是想改变当今诗坛的混乱状态。没有它，诗人要自觉地约束自己；有它，是一个良好的提醒。跟很多人一样，我对公约的一些条款表示不解，尤其是“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和“诗人必须认识24种植物”这两条。如果以这些条款衡量一首诗的优劣的话，我怕很多古人会“跳出棺材来”为自己正言，尤其是一向被国人看似奸臣的曹操和汉奸汪精卫，他们的诗作可是诗坛前辈一致看好的，有些甚至写进了中小学教材，教化后世之人呢。
　　
　　我比较赞同这个观点：写诗本来就是个体行为，必须有独立的自由，诗歌是每个人内心的奔腾的火焰。如果要给诗歌或是其他文体套上一个标准，那就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繁荣文化事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创作方针。而且仅仅靠一个“天问诗歌公约”，是不会解决什么问题的。想想身边，我们的社会有那么多强制性的 “公约”，还有那么多的人冒犯法律，践踏法律的尊严。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天问诗歌公约”的会有多大的约束力。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天问诗歌公约”出现的现实必要性和意义，它毕竟给一些诗人得以去加强自身认知，以达到一种责任、一种诗人的境界、一种对社会的良知、一种感动别人、启发别人、歌颂人性的目的。90年前，也就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舵手胡适先生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新文学 “八不”：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就是这一年，中国新诗诞生了，而次年白话诗《尝试集》的发表使得新诗歌运动率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只是此次的“天问诗歌公约”，究竟是混乱多年之后中国新诗的春雷还是哀乐，我们尚不可知，只有翘首以待一个新诗崭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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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韦宗良 责任编辑：韦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