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意志 作者：苍耳

[西山一思]

A．诗歌意志作为一种存在。

1、对诗史上诗歌本体现象的追究都必须进入其内在的诗歌意志层面。“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恩格斯语）。1）作为诗歌行动的直接策源和依据，诗歌意志的缺席和弱化，使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诗歌贫瘠的年代：攀附、浮靡、不断复写和彻底钝化。同样，在宣言和旗号煞是热闹的状态下，诗歌意志宛然在场，其实那不过是一个蝉蜕而已。在我看来，诗歌多元格局的形成并非是指风格的多样化，也并非是颠覆和消解中心性的权威诗歌话语所连带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相互对峙又相互聚合的多种诗歌意志的并存，那么多元化仅仅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幻影。

2、诗歌意志大于诗人意志。将诗歌意志等同于诗人意志，如同沃林格尔将艺术意志等同于艺术家的意志一样，意味着将冒这样的危险：创造主体的意志可能被夸张到覆盖和支配一切的程度，而诗本体便顺理成章地被置于傀儡式的附庸地位。换言之，它确立的是创造主体对诗歌话语形式的粗暴独裁。而更大的危险已被我们看到，“诗人意志”在诗史上成为一个不断被填充或偷换的概念。当它被侵蚀和强占后，它所孕育的必然是诗歌的假胎和怪胎。“文以载道”不断替换内涵并改变面目出现的根因正在于此。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即使“诗人意志”是审美的，它的唯我独尊的专制，也使诗人无法找到与诗本体的切口和最佳临界点，并且在写作过程中失去控制力。

3、诗歌意志是诗人的主体意志与诗歌的本体意志相遇相激后的有机融合、统一。诗本体并非诗人任意揉捏的“面团”，它的自主自足的强大意志，一方面抵抗并惩罚着奴役它的“专制之手”，另一方面制约、激活和重构着诗人意志的“创造之手”。因此，诗歌意志的生成来自主体意志和本体意志的二元张力和矛盾运动：不断裂变又不断聚集，不断错位又不断契合，使诗歌朝向可能和边缘生长。

4、诗歌意志不是诗学理论的别称。诗学理论是对具体个别的诗歌意志的共同概括与提升，诗歌意志则是主体意志与本体意志相遇相激后洞开的不规则创造可能，和实现这种可能的过程中形成的创造原则和方式。诗学理论一旦形成便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潜存于文化、思维、审美规范和审美风尚中。诗歌意志是介于诗学理论和诗歌创造之间的主要变构力量。它始终通过诗歌文本呈现、变构自己的美学维度、本体向度和表现角度。这样，诗歌意志便与外在的宣言和口号划清了界限。

B．诗歌意志的内在构成。

1、主体意志是由诗人应世观物的哲学、文化态度所形成的“世界感”，和把握诗本体自律所启悟的“诗歌感”有机构成的。“世界感”既入乎其内地浸透着特定的精神、文化的整体氛围和色彩，又出乎其外地依恃个体生命／生存的体验并达到形上的思悟。正是通过“世界感”，诗歌保持着与时代、现实的隐秘联系，并获得一种精神根基。“诗歌感”是对语言、形式的天才直觉和后天不断磨砺所熔铸的诗歌“宗教感”：诗本体已成为血液、骨髓和灵魂的不可分离的偶像。“诗歌感”之重要，如同一个宗教信徒可以不谙经文但却不能没有宗教感一样。“世界感”和“诗歌感”的任一缺席或偏枯，都能造成主体意志的虚弱、失衡甚至空洞状态，使主体意志拒斥异化的能力被自身拒斥。

2、本体意志是由诗歌得以寄寓、显现的唯一媒介－－特定语种所内含的“诗质性”，和诗歌得以传承、改写与变幻的唯一维度－－实现重构的“形式性”有机构成的。“诗质性”既是能指的，也是所指的。前者是特定语种自身的质地、构造及音韵等等美质，后者是内在于语词的文化、精神和生存的含量。它们只有在创造性形式的重构中才能呈现：提升或者还原。“形式性”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外在形式可以被反复使用，内在形式只能被使用一次。这是因为，前者是可以独立于内容或素材的形式面具，后者则只有在与内容或素材惟此一次的有机融合中才能显现出来。故此，“形式就是内容”这个命题，只有在“形式”是指内在形式时才能成立。总之，语言的“诗质性”和“形式性”在当下的共时创造中凝定为“诗歌性”的东西，而“诗歌性”正是本体意志的集中显现。

C．诗歌意志的生成方式

1、既然诗歌意志的生成来自互相激活的二元矛盾张力，那么，主体意志和本体意志之间异质的张力越大便越有可能生成新的诗歌意志。这既取决于二元意志各自内在结构要素的振荡嬗变，也取决于不同时空的二元意志之间的交错撞击。古典诗歌意志生存的空间介于意识形态极权话语和狭隘自足的小农心理模式之间，使得任何不规则的异端意志不是被扼杀就是被整合。而现代诗歌意志的生成，无论是精神的自由度还是异质的相容度都大为改观。这造成前者的一元性、集体性、超稳性，和后者的多元性、个人性、裂变性等截然不同特征。基于此，二者的生成方式也明显不同。

2、古典诗歌意志的生成方式主要以递进式和回复式为主。（1）递进式是指沿着某种单一的走向不断深入、衍化和拓宽。例如中国古典诗歌意志基本是沿着“表现”的向度展开和发展的，这从言志说、缘情说、神韵说和性灵说等诗学理论的演变序列上便可见出。而西方古典诗歌意志基本是循着“摹仿”的向度嬗变的，从“摹仿说”到“镜子说”再到“再现说”，都呈现出递进式的生成方式。（2）所谓回复式是指反向地跨越，回溯到诗歌的发祥阶段，这一般发生在诗歌虚脱、意志虚位而不得不依凭传统力量的年代。在众多复古主义的作品中，只有对传统诗歌意志进行变构的部分才具有某种价值和意义。

3、现代诗歌意志的生成方式主要有嫁接式、聚变式以及逆反式。

（1）所谓嫁接式是指借鉴、吸纳异质的二元意志以打破近亲的封闭循环，使某一语种的诗歌敞开巨大的创造可能。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浪漫派”、“象征派”和“现代派”无疑都是嫁接西方诗歌于汉诗之中的尝试和结果。而美国诗歌对中国诗歌的移植，公认的似乎只有二十年代的“意象派”，其实五十年代末，“垮掉派”等一批反学院派都不同程度地摄取中国诗歌的意志和文化作为新的能源。新超现实主义的领袖罗伯特?布莱认为：“美国诗人以‘道’为方向应该已有很长时间了，已达到阴阳平衡了。”2）可以说，二十世纪的诗坛巨匠大都具有多种文化、精神背景，乃至能运用不同的语言创作诗歌，这为强壮有力的诗歌意志准备了丰厚的土壤。

（2）聚变式。造成聚变的能量在于，一种新的学说突然拓宽了人们对于精神世界和本体世界的认识空间，从而引发了从诗歌意志到诗学理论的剧烈“爆炸”。就主体意志而言，弗洛依德创立的“精神分析说”成为“意识流”、“越现实主义”、“自由派”和后期象征派的理论依据。就本体意志而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促成了诗歌意志偏重形式和文体的趋向，以至于发展到“具体诗派”、“语言诗派”和“非非主义”的极端语言实验。

D．对一种诗学分析结论的质疑和补足

1、以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雅克布森诗学分析模式，是将隐喻和转喻当作语言符号形成过程中选择和组合两种运作方式的基础，因而这种修辞方式既是两种语言运作方式的产物，同时又上升为人类语言共时与历时的两种基本向度和本体诗学分析的基本模式。这是二十世纪本体诗学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运用这个典型模式分析诗歌文体不仅视角新颖而且卓有成效。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雅克布森说：“人们已经多次指出过隐喻手法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流派当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然而却尚未充分认识到：正是转喻手法支配了并且实际上决定着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3）在这儿，雅克布森完全拒斥了主体意志的相反相成的有机构成力量。

2、在我看来，与呈现本体意志的隐喻／转喻模式相对应的，是呈现主体意志的拟人／拟物模式。拟人／拟物的二元结构既曲折对应于和异在于现实世界的人化和物化状态及其悖反关系，同时又上升并凝成人类艺术思维的两种基本向度和主体诗学分析的基本模式。这两种模式也处在相互渗透、相互转换的矛盾关系中。卡西尔指出：“诗人和神话创作者看来确实生活在同一世界中，他们具有同样的基本力量――拟人化的力量。他们观照一个对象时非得给一种内在的生命和拟人化形态。”4）人类自主意识的确立是拟人化力量产生的必要前提。而布留尔在研究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后认为，这种拟物化思维是一种以互渗律为主的原逻辑思维：人与图腾及一切存在物处于一体化的水平线上，彼此存在着一种不间断的转换和神秘互渗的亲族关系。那么，主体意志的拟人／拟物模式的运作，同样能在语言层面的修辞方式中找到它对称的投影：拟人和拟物。可以说，不是先有这两种辞格，而是先有拟人／拟物的诗性思维，才有作为辞格的拟人和拟物。

因此，文学以及诗歌可以分成拟人化／拟物化这两大流向和形态。拟人化诗歌将主体的情感、意念和人格注入对象并变形为另一种形式，从而获得沉浸、反观自身的美感体验，带给人以命运感和扩张感。肯定性的拟人化产生快感，一种生命的愉悦和自我的实现；否定性的拟人化则产生痛感：生命／生存的困扰和毁灭。在拟人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两种类型的诗人：一种是把自己的全部人格注入其中并且毁灭于其中的诗人，作品极富情感性和超验性，如屈原、荷尔德林和海子。另一种是将人格置于作品的背后而保持生存世界的客观性和丰富性，同时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悲剧性的交响。如荷马、歌德和曹雪芹。

拟物化诗歌则放平主体君临一切的架势，剔除先在的意义圈套，与万物达成一片谐和并消融自身，或者以冷静客观的形式还原与直面存在物和存在本身。在现代，拟物化的类型和趋向大致分裂为二：其一，以情感零度叙述人的存在近处的存在物，凸现物的统治性或者直接将人虚拟为物，以此呈现人的异化状态。其二，回归并融入自然万物之中，与宇宙的律动相应和，达到一种无知无欲的物化状态。这是东方新古典主义。

当然，拟人／拟物达到相对平衡时，拟人化诗歌也带有拟物的色彩，反之亦然。

3、倘若将隐喻／转喻的本体诗学分析模式和拟人／拟物的主体诗学分析模式加以有机融合、统一，便可以得到一个综合立体的更大的诗学分析模式。也就是说，透过由隐喻／转喻的二元运作所构成的形式化世界，可以看见更深一层的拟人化／拟物化的投射、调节与制约：主体意志在行动。

由此可知，转喻之于本体意志，拟物之于主体意志，二者的历史性合力“决定着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同样，决定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是隐喻／拟人两种意志的双向运动与合成。这两种流派意志的分野是由如下原因造成的：（1）本体模式和主体模式各自内部的二元结构轴因倾斜度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内在图式，如象征主义的主体模式，其拟人轴（纵轴）较之浪漫主义偏向拟物轴（横轴）。而浪漫主义的本体模式，其隐喻轴较之象征主义向转喻倾斜。（2）不同的内在图式造成的撞击力度和角度也是不相同的；它们合成的诗歌意志之“钻石”也形质各异。其实，对每个独特的创造个体而言，只有成熟的诗歌意志才能将他与别的、哪怕是同流派的诗人区分开来。因为诗歌风格的差异，其根源在于诗歌意志的差异。例如在象征主义流派中，既有波德莱尔式、马拉美式，也有里尔克式、艾略特式等，它们都是更为独特的个人性意志的呈现。因此，通过这个更大的诗学分析模式，我们可以考察诗史上诗歌意志定位和移位的迹线。自然，关于这方面的综合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E．诗歌意志和诗歌精神之间的关系

1、诗歌精神作为诗歌意志的巨大背景，并且，诗歌精神通过介入和渗入主体意志内在的“世界感”来制约和干预诗歌意志。说到底，诗歌毕竟是人类精神的产物。诗歌的存在必然建立在特定的精神根基之上。在诗歌精神和诗歌意志之间存在矛盾又统一的关系。重建诗歌精神只有在下列前提下才是必要的，即现存的诗歌精神已在根本上严重阻碍和破坏新的多元诗歌意志的建构。如果仅凭部分诗人逃离和部分诗歌媚俗的状况，便断定诗歌精神已经朽坏，恐怕是武断的。一方面要看到，进入新时期后“诗歌精神”在中西文化撞击中逐步从废墟中确立本已的高度和自由度，一批中坚诗人已经和正在形成独特的诗歌意志和写作风格，他们的创作实绩和文本实验所达到的极限在“左”倾年代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诗歌精神本身不仅亟待批判性地扬弃和发展，而且还不断受到现实异化力量的侵蚀和威胁。故此，如何坚守和深化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精神是当前诗坛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2、诗歌意志是诗歌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量度标尺。在本世纪初，美国的新诗运动中所爆发出来的诗歌精神，其实质是既反抗英国传统，又反抗美国的高雅派传统，从而使诗歌现代化和民族化。但是，如果这个诗歌精神不是凝定为意象派、象征派和芝加哥派等一批诗人的个人性诗歌意志，并在具体的实绩中呈现出来，那么，所谓的诗歌精神仅仅是一个泡沫般的口号而已。因此，不止于谈论诗歌精神，而是进一步研究如何导引和催生诗歌意志的确立和多元化，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才是更为根本的和富于建设性的。

F．诗歌意志和诗歌风尚的关系

1、诗歌风尚是一种社会性的写作、鉴赏诗歌的趣味和标准。它因深入人们的心理结构而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排它性。一般而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风尚。它对不合规范的诗歌意志先天地具有压制和锉平的作用。因而，受诗歌风尚浸染甚深的鉴赏主体和写作主体很难形成超越风尚的独立的主体意志，而本体意志也自然处于遮蔽状态中。依傍诗歌风尚写作也能磨制一些精致之作，但这样的诗人不可能成为独特的或者开创性的诗人，更多的诗人必定处在互相重复互相践踏之中。例如，中国古典诗歌在经历了唐代的极盛期后面临可能性的枯竭，而宋词之后已难以为继。强大而自足的诗歌风尚，是造成诗歌变革、更新极其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

2、独异的诗歌意志是对强大而稳固的诗歌风尚的冲击与突破。换言之，它是不断从诗歌风尚的母体裂变出的先锋因子，自然受到传统风尚巨大惯性的扼制和整合。波德莱尔的《恶之华》和惠特曼的《草叶集》，它们在问世之初都遭到无情的围攻与否定。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而言，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其不合格律不合意境的独特性，理应成为诗歌发展另一种可能性空间。但陈子昂并没有据此形成诗歌意志，或者当它的先锋性处在雏形时，便淹灭在诗歌风尚的汪洋大海中。否则，中国自由诗的变革也许要提前一千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478
（2）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
（3）雅可布森：《隐喻和换喻的两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P431
（4）卡西尔：《人论》，转引自《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P753

（苍耳 诗人 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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