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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诗歌状况: 西川、王家新、蓝棣之、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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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渡



加入时间: 2007/08/12
文章: 52

文章时间: 2007-8-12 周日, 上午5:30    标题: 当下诗歌状况: 西川、王家新、蓝棣之、程光炜 引用回复

蓝棣之:当下诗歌的状况,我认为很不好。我不明白在场的人的身份,记得我在清华开课的 时候,曾发现文理科的冲突很厉害。我认为,马克思曾说的资本主义是敌视诗歌和艺术的, 这是正确的,市场经济之下的确有这种现象。当然,90年代,诗歌仍取得很大成就。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王家新老师讲几句。

王家新:我接着蓝老师的话题谈,说一说文理冲突,谈谈诗歌与文化艺术的问题。现在有许多对新诗的指责,包括诸如书斋化、贵族化等等,说新诗读不懂,这是早些年曾出现过的。有些把诗歌作为语言文化提升的事又受到指责,说是脱离人民高高在上。这类问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家一再被提出呢?这反映了这样一个国家、时代、民族当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教育。诗人与现实矛盾脱节。打个比喻,诗歌与文化是一个荡秋千的关系,诗歌要以文化作推动,“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歌”。在没有伟大读者的情况下,要有伟大的诗歌,是荒谬的,即使有,也是无可救药的。我痛感于这个问题。

说几个我自身的经历。我在西欧的一个列车的吸烟车厢内发现一位读尼采的女士。当她发现我是中国人时,与我攀谈,背诵大段的孔子文章(用英文)。一问,才知她并非文化人,而是瑞士一家理发店的理发师。在德国我遇到一位先生,一见面,就说自己认为杜甫的诗比李白的诗好,他朗诵杜甫诗时的神情让我觉得他已与杜甫融为一体,我肃然起敬。他还收集了大量关于杜甫的资料。他的身份,是一位中学刚退休的化学老师。这些事使我的明白欧洲为什么有卡夫卡等大师。因为他们的文明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尽管受到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欧洲依然保持了其高贵的文化。无论时代怎样的变化,那里的人民处于良好的教养之下。诗歌可以体现文明,一个民族的文明要以诗歌、诗人来体现。

最后我劝大家不要与没有教养的人打交道。

西川:说句实话,我不知道该与大家说点什么。当下诗歌的状况我不了解。诗人里边没有教养的人太多了。诗歌写作的行当很独特。拍电影与诗歌创作完全不同。电影剧组从导演到场工,是几十个人,像个小社会,有最有文化的教养的人(比如导演),也有场工,大家一起忙于工作,每个人都要有合作精神。在一个剧组里,大家聚在一起,也不能各行其道,每个人都应该为别人着想。诗歌写作是非常孤单、单调、苦闷的。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之中是很容易疯掉的。我见过多种疯子,有的表面疯狂,内心虚弱,有的内心燃烧着疯狂的火焰。我经常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当我坐在酒吧里,这些人认出我来,竟走过来与我比谁更疯狂。这可能就是由教养造成的。我选择诗人,条件之一就是看他是否能从有意义的事物看出无意人的事物,从无意义的事物看出有意义的事物。一个诗人如果疯狂,则必须是神秘的,否则就没什么意义。如果反文化,就必然以一个边缘文化反对主流文化。如果他没有掌握一种边缘文化,也没什么意义。这些“疯子”当中,有许多是不堪一击,内心虚弱的,这造就了诗歌界的许多混乱。这一两年,屡见诗人与诗人的漫骂,由“文人相轻”是不足以解释的。这可能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相关的。在当代诗人与古代诗人这间,诗歌创作在质量上已差很多。诗人有很多问题。诗歌里的许多色彩并不是疯狂或一点感觉能解释通的。我觉得当代诗人有很多问题。当今诗界诗人之间的争斗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诗人之间的争论 并不是诗人本身的争论。

诗人都有一个噩梦:我们要由自己的诗歌写出真实。但真实是什么?是出现的还是客观的?帕斯曾说:“没有真实离我们的更遥远了。”……

被理论证明的“虚妄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崔卫文:坦率地说,我们是不能对当下诗歌状况说很多的,因为,在这里,诗人与小说家和 批评家都认识。

我们分享着共同的经验和语言,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如果有一部分作为失败者被从人的整体中排斥出走,那么,我们生存在底层的人的尊严是否就受到了动摇。我们的现实感是否是一种幻觉,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有可能站在失败者的角度,找出与总体现实感相匹配的东西。中东欧的诗中有一种失败感:承认自己失败,而不是装作若无其事,加入强权中为之献媚。有失败感的人,常在诗中表达一种沉默的经验。再比如诗中常留下断裂,好像他们更愿与死者深埋于地下一样。读这些诗能让你与之分享其共同的经验。

蓝棣之: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提问了,这样更有针对性。

提问一:诗歌都需要承载一定的东西,但我不知道当下的诗歌要做什么,想做什么。

王家新:我同意诗歌要承载一定的东西。但90年代诗歌的屈服,在于它修正了80年代诗歌。 诗歌不在于不与时代发生关系,而在于发生怎样的关系。 在自由与关怀之间反复而形成了一个恶梦。中国文人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间徘 徊,比如在屈原那里,这一古老矛盾得到了充分的体验,后来的杜甫,他在继续着屈原的路 。90年代的诗人也感到了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宿命。

提问二:你可以用全部的生命写一首诗吗?

西川:诚实地说,不能。写诗不是仪式献祭。这里有一个潜台词:真诚与写作的关系。你对你 的绝望能否保持诚实,是很难做的。说到用生命,用血来写作,那是以前常说的,我更多的看到的是用生命写的不好的诗。他的一腔热血不知道哪儿喷。这也不好说,看你你信奉“文化载道”还是 “诗言志”,是一个很难分离的问题。我从不用生命和血要求诗人,而是要求他诚实。

提问三:写诗的层次与境界,写作的转折点。

西川:我个人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是92年,从学生腔里摆脱出来,认识到从前所不喜欢的东 西。以往生命当中无法延伸到的东西也可以达走到了。92年之后我又特别尴尬,我想解决的一切问题我都解决不了。我开始意识到生命中的种种转折。我不再注重表面的生活方式,更注重 背后的东西。我觉得你到底能不能诚实地写出自己的感受,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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