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渡
加入时间: 2007/08/12 文章: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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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7-8-12 周日, 上午5:44 标题: 第三代诗学的思想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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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诗学
◇ 孙基林 ◇
第三代诗学的思想形态
◇ 孙基林 ◇
如果说一切文学均在于表现人的状况,那么第三代诗也不例外,只是在它这里,“人”已经死了,生命却得以复活;主体死了,客体得以还原;自我死了,本我得以呈现……我们无须追问这是为什么?也无须问它从何而来?因为这是自古以来形而上学追问人的一种方式。而在第三代诗这里,形而上学的人已经死了,只有生命客体和本我在那里存在着,这就是人的基本事实。海德格尔曾说:哲学随着尼采的形而上学而完成(终结)了。这说的是,哲学已穷尽了昭示出来的可能性。……但是,思想并不随着哲学的终结也终结了,而是转向了另外一种开始。在这里,我们可以转换一下话题这样说:人的哲学随着新诗潮的形而上学而完成了,终结了,但思想并没有随着人的哲学的终结而终结,而是转向了另外一种开始。第三代诗学正是在新诗潮人的哲学的终结处展开另一种思想形态的。
在70年代末的历史语境中崛起的新诗潮,无疑地应合了那个时代普遍滋长而又呼之欲出的一股启蒙主义思想的需要。在人的普遍沉沦的深渊呼唤人,在自我寂灭之处寻找自我,恐怕这是那个时代最敞亮最醒目的标识。所谓表现自我,寻找自我,寻找和表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自由、人性、人情以及人作为宇宙的主宰、万物的灵长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力、地位,这是新诗潮的最强烈的诉求。显然,这个“人”是以主体性原则为前提的启蒙人道主义之人,是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之人。作为主体,他拥有一切,他有始终围绕着他转的世界客体,也即拥有客体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因为它是万物的尺度,所以一切都内在于主体的意志,并成为它的表现形式。这种主体的话语权力,必然使诗歌成为一种“向我而生”的理性世界。正如杨炼所说:他的诗就是一个智力的空间,是诗人按照内在的逻辑重新安排的一个世界。这种充分主体性的诗歌形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理性为中心的思想方法的必然结果。
问题是,当新一代诗人再度面临主体性时,他们似乎觉得真正的自己被遮蔽了,启蒙理性在追问人的存在时,却恰恰遗落了人的真正的生存,而导向一种逻辑的虚构,而真正的生存本身却恰恰是另一番情景。因而,新一代诗人纷纷从一个逻辑的世界抽身出来,返回到实存的生活和所置身的现象之中。回到生命或事物本身,这是新一代诗人的思想基础。这种类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是由充分的现实语境作背景的。所谓“现象”,自然是与“本质”相对的,从语源学的角度说,它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显示自身本相者”。在一个过分崇尚本质主义、抽象理性和形而上学的世界里,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相和事物的原样是在别处被虚妄的迷障隐藏着的, “生活在别处”几乎可以描述几代人真实的生存情态。犹如每一个中国人都曾经在普遍的政治假面中生活一样,历史、文化也曾一度内在地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在这种生活中生命的原初本相有多少是能够自由地呈现出来的,这在第三代诗人看来是值得怀疑的。所以韩东说,中国人只有在告别了三个形而上的世俗角色之后,才能真正地回到人的真实的生活和自身。于坚在谈到历史对生活的遮蔽时也说:“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则遵循着形而下的方向前进。”相对于无意义的生活现象,历史“只择取那些所谓本质的部分,来构成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历史的形而上方向遮蔽着人们对活生生的生活的意识。”
①非非主义更是对文化的遮蔽性给予激烈地拒绝和消解,正如蓝马所说:“我们的生命,业已被开发成了活生生的文化软件。我们的生命工作着,努力运转着,耗用着精力以及生命自身。但这种工作的性质揭穿了却是——我们的生命执行着文化,我们的生命成了传统生物性替身。……那个‘真我’的丧失,就是‘创造者’的丧失。保留下来的‘假我’,恰恰只是一个‘执行者。’”②他认为,必须对文化的遮蔽性进行一场“自我澄清”,甚至对心跳方式、呼吸方式、感觉方式和体验方式等进行审理,才能“迎接只属于自己的那个‘真我’复活式地到来”。③显然,第三代诗的生命诗学和返回生命或事物本身的理论,借鉴、吸纳或者说表现了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胡塞尔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还原相类似的思想倾向。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在流动着、生成着和创化着,没有静止固定的事物,也没有相同的事物。这种生生不息流动、生成和创化着的原因在于生命的冲动,宇宙即是一个无限的生命冲动之流,其存在状态是绵延,并表现为不断生成着、创化着的过程,而这种生命之流的冲动、创化只有靠直觉才能认识。这种非理性的生命哲学反对将理性视为人的本质,重视人的本能、感觉、体验、意志等生命质素,认为只有直觉才能直观到事物的真理。第三代诗人在不同场景中言说的“生命”,事实上就是这种感性生命意识的一种话语形式,而这种生命形式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诗人对生命现实的强烈渴望,并最终在生命或事物现象的还原过程中而获得的。正如于坚所说:“诗人们终于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哪怕它是压抑的,卑俗的甚或变态的。个人生命不再藏在人格面具之后,它暴露在世界面前,和千千万万的生命相见。……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体验,一首诗就是一个活的灵魂,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具象”。④ “回到事物本身”,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思想方法。现象学者认为,以往的哲学研究过分关心抽象的东西,以致忽视了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而“哲学应当成为一种揭露具体物的东西,要把物自身向我们显示自己的方式揭露出来”⑤。胡塞尔则把这种使哲学回到物自身的方法称为现象学。现象学的分析过程及方法,是按照现象实际显现在我们眼前的样子来观察现象,而不像以往根据传统的主体——对象认识论将各种现象归入认识的范畴、概念之中,即观察者首先要将所谓有关事物现象的观念、价值判断、事物的本质等用括弧悬搁起来,以便排除主体与对象的等级分别,让事物在其体验或经验中真实地显露其自身。第三代诗学的思想出发点即是拒绝任何观念、意图的预设或进入,而直接面对世界本身,将生命或事物现象作为直接感觉、经验和描述的对象。韩东曾说:“‘诗到语言为止’仅是一种说法,它的意向是排斥性的,和‘第一次抒情’相同,它要求诗人们在抽空以后重新考虑、直接面临,……在这个文化垃圾堆积如山的环境里我们必须有清除的信念。”⑥《他们》在艺术自释中也这样说:“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虽然在我们的身上投射着各种各样观念的光辉,但是我们不想,也不可能用这些观念去代替我们和世界(包括诗歌)的关系,世界就在我们的面前,伸手可及,我们不会因为某种理论的认可而自信起来,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不在我们手中,即使有千万条理由我们也不会相信它,相反,如果这个世界已经在我们的手中,又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觉得这是不真实的呢?”⑦关键是,这个伸手可及的世界,是否在我们的感觉经验中?由此可见出,第三代诗人拒绝观念,直接深入到生命或事物之中去感受、体会和经验事物现象的一种思想倾向。所以在第三代诗中,也大都是日常而此在的生命或事物现象的呈现。它存在于那里,仅仅是一种现象,既不表达某种意图,又不指向另外的事物。它是平面的,没有深度;它是日常而此在的,因为我们天天都在经历着而又遗忘着这样一种生活,如今当它直面眼前时,却顿然感觉到如重新打开的生命一样鲜活而陌生。
第三代诗歌生命或事物的呈现,具有某种在场性,也即此在性。此在存在着,但它不是什么,它只是其自身,这是生命或事物在此存在的基本属性或本真属性。生命或事物的此在是自证自明的本真存在状态,它存在着,但肯定不是“什么”,它是不能用某种“什么”或说不能用另一事物来说明的,因为一切是“什么”的存在方式都不适合于此在。正如于坚所说:“我关心的是如何是,如何在,不是是什么,什么在”⑧。韩东也曾说过,他的思想方法常常是“不是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如说“诗就是诗”、“生命就是生命”,即是“不是什么”的另外一种言说方式。这与朦胧诗人的思想指向及表述方式是判然不同的,比如类同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的表述形式“我是××”,即朦胧诗“是什么”的基本表述范型。“我是水车”、“我是矿灯”、“我是理想”、“我是希望”……在这里,“我”已不再是生命的此在,而成为一个游离于此在之外“生活在别处”的“他者”,在形式上“我”是象征或隐喻的“本体”,而实质上却是理式设计的另一种“在别处”的存在或理想乌托邦的幻型存在形态。而生命或事物则是将“什么”悬置起来的当下的存在形式,它既不“在别处”,也不指向另一物,它是内倾的、自在的。这种差别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生命或事物的此在是与语言一同涌入当下的存在的,要追问存在,事实上就是把存在带入言词,“言词本身即是关联,因为它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那里”,⑨ “语言的命运奠基于一个民族对存在的当下牵联之中,所以,存在问题将把我们最内在地牵引到语言问题中去”⑩。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更是将语言视为 “存在的家”:“存在亲自遍测自己的畿域。它现身在言词中,于是这畿域得以划分成畿域,语言是存在的畿域,即存在的家。……因为存在是语言的家,所以我们能随时随刻从这家宅穿来穿去……我们走向井台,我们穿过树林,我们也就穿过‘井’这词,‘树林’这词,哪怕我们没有说出这些词,哪怕我们想也没有去想语言这样的东西”⑾。因而,生命或事物的此在与语言一同涌入当下,它以语词为存在者的存在命名,就像第三代诗人们所谓的“第一次抒情”、“第一次命名”那样,它不是将一个约定的字符加到一个已知的事物上去,相反,它是令存在者以此在的原样显现出来的一种方式。事物只有通过命名才使自己开始成为自己所是的样子。 “诗从语言开始,到语言为止”,即是说语言是生命或事物存在的家,只有在诗的语言之中,生命或事物的原样才能显现出来。第三代诗人所追求的语言之中的日常口语化,正是生命或事物日常平凡样态的最直接而又最本源贴切的显现形式。西方日常语言学派把日常语言关于世界的陈述当作最基本的陈述方式,他们认为日常语言“是最适宜的表达的储存库,就好像是在各种相互竞争的话语之间的斗争中,只有表述最好的、最适应的才留存下来。它也意味着,正是在日常语言中人性才最为明显”⑿。韩东也认为,“口语是一块原生地,就像地球上的生命早期”一样诗人们只有像依附大地一样依附其上,才能使生命或事物的原样显现出来,“忽略口语,即是忽略了根本”⒀。当然,这种口语不是日常消息性语言,而是原生态的纯粹语言,正是这种语言的日常性、在场性、当下性、本真性和无遮蔽状态,成了生命或事物原样的基本呈现形式。
生命或事物的此在,即是生命或事物在时间中的存在。形而上学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以遗忘时间为前提的,要克服形而上学,回到存在本身,就必须首先回到形而上学从中抽身出来的时间。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作为此在时间性的到时(Zeitigen),既是存在归属于人,向人显现的界域,同时也是人归属于存在,向存在敝开(Offnen)的道路⒁。而时间作为物理时间,它是现成而自在的时光流程,是一个一面在消逝一面又来临的现在之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没有时间就没有‘现在’,同样,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时间”⒂。对此,海德格尔作了这样的描述:“现在逝去着,已逝去的现在构成了过去;现在来临着,而未来的现在界定着将来”⒃。但是,过去已经逝去了,将来也还不再,因此,在这时间之流中,在场存在的只有现在。当然,时间既是一种物理时间,又是一种心理时间,对此,奥古斯丁曾说“时间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时间不是“什么”,而只是“思想的伸展”⒄。在他看来,过去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只存在于人们现在的心灵中:“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⒅。第三代诗歌在现实的物理学时间和心理时间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具有现代意义的时间观念,即“现在意识”。的确,在三维时间的绵延中,只有现在才是现实的、存在着的。过去永远地消逝了,而未来又是永远地缺席,我们既不能生存在过去之中,也不能生存在未来之中,人的生命只能是永远的现在时。正如韩东所说:“哪怕是你经历过的时间,它一旦过去,也就成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了。我们无法判断哪些东西是出于梦境,哪些东西是实际发生了的。但对于一个人的此时此地,二者并无区分的必要。”诗人还说:“‘根’是没有的。它是对往事的幻觉,一种解释方式。对未来,我们真的一无所有”⒆。于坚在谈到具体的形而下的写作活动时说,“必须进入被历史遗忘的时间中去。它必须回那个失去的‘现在’。过去像现在一样,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目的地,它是写作的‘现在’”⒇。“伟大的诗歌将引领我们,逃离乌托邦的精神地狱,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 ‘现场’‘当下’‘手边’”(21)。由此,第三代诗歌真正地返回到人“现在”的感觉和行动中,诸如《下棋的男人》、《我听见杯子》、《你的手》(韩东)、《这个夜晚暴风雨将至》、《避雨的鸟》(于坚)、《日落时分》(小海)、《冷风景》(杨黎)等一些诗,均真实细腻地描述了当下的体验、感觉、欲望、行为、物态、事态……呈现出生命或事物本真存在的现实情势的原样状态。
由现在时间的绵延而形成的过程意识,是第三代诗学所表现的一种新的思想要素,它把某一生命状态、行动或事物在此时此地的存在均看作变化发展中的一个过程和阶段,并注重当下每一时刻的感觉、体验和行为踪迹。在过程与目的、感性与理性,此在与彼在、现在与理想、现象与本质等二元对立的格局中,第三代诗歌将过程、感性、此在、现实、现象这些当下存在纳入自己生存的绵延之中,而拒绝对彼岸乌托邦世界的无望的叩问和等待。而目的论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走入歧途的,他们将生命寄托在不在场的幻型存在之中,从而遗落了对当下生命或事物的体验和把握。第三代诗歌注重过程的倾向正是对目的论和乌托邦终极价值指涉的一种反拨和矫正。正如于坚《在旅途中不要错过机会》所告诫的,只有把握住眼下每一个可供体验、寄居的时刻,对能真正体味到生命旅途中小小驿站的动人之处。这些年轻的诗人们不仅注重当下生命过程的体验、感受,而且把诗本身也看作是使生命或事物在语感中重返真实、得以澄明的过程。比如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即是把人的对乌鸦的先验观念悬置、消解掉,并通过重新命名,使其得以澄明,还原到本身的过程。而韩东笔下的“大雁塔”同样是将大雁塔从杨炼赋予的历史、文化的存在,还原到了“自身”的存在。就如海德格尔所说:诗“是在途中”,途中就是过程,就是指称或命名呈现,即生命或事物得以澄明的过程。
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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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坚:《回忆》,见《棕皮手记》第3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②③蓝马:《走向迷失——先锋诗歌运动的反省》。
④于坚:《棕皮手记·诗歌精神的重建》,见《棕皮手记》第231页。
⑤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9页。
⑥韩东、朱文:《古闸笔谈》,见《发言》1992。
⑦见《他们》第3期。
⑧于坚:《棕皮手记·1996》,见《棕皮手记》第302页。
⑨⑩海德格尔语。引自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第153、154,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⑾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见《语言与哲学》第154、155页。
⑿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势》,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91页。
⒀《韩东访谈录》,见《他们》第7期。
⒁参见黄裕生《时间与永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⒂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见黄裕生《时间与永恒》。
⒃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
⒄⒅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7、253页,第247页。
⒆参阅吴开晋主编《新时期诗潮论》,济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1页。
⒇于坚:《回忆》,见《棕皮手记》第37页。
(21)于坚:《诗人何为》,见《棕皮手记》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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