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刊：中国诗歌小传统

[青周]

日本九州大学教授秋吉久纪夫有两个房间专门用于存放中国的民间诗歌出版物。这类出版物主要分两种：一种为个人诗集，一种为诗歌小团体办的小刊物。在中国的诗歌声势被媒体和普通民众指说为日益萎缩的时候，国外对中国当代青年诗歌写作的研究一直在进行。这种研究虽然说不上规模巨大，但还算稳定。相比之下，反倒是国内的诗歌研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注意到收集民间诗歌出版物对撰写文字史的重要性。给人造成当代中国诗歌声势正在萎缩的原因有许多，择其要点：其一，市场因素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压力与改造；其二，青年诗人对于读者阅读习惯的蔑视；其三，诗歌界的半封闭状态。多年以来，在诗歌写作和诗歌传播方式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地下色彩。在政治环境宽松的年头，它浮上地表的机会多一些，而在另外一些年头，它摆脱不掉“非法”的形象。其实那些民间诗歌出版物上刊登的，不过是些诗歌而已。诗可以“怨”，这是孔夫子说的，对诗歌是否应该上纲上线，孔夫子可没说。
　　
私自印刷的诗集只与个人有关，而私自印刷的诗歌刊物（或称“民间”、或称“地下”、或称“非官方”）肯定要牵引出有关特定时间的地下文学团体的话题。由于与“特定时期”有关，这类团体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这类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最早受到迫害的人中包括郭沫若的独生子郭世英。至文革中，北京出现过一些松散的地下文学沙龙，其中较有名的一个以赵一凡为首。赵一凡影响过许多人，其中有些成为后来《今天》杂志的中坚人物。如今《今天》杂志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刊。它是“四人帮”倒台后涌现的许多民刊之一。其一把手是北岛，二把手是芒克，三把手是徐晓。许多后来出了名的诗人当年纷纷投向《今天》，他们是江河、顾城、杨炼、舒婷。现在受到不少青年诗人尊敬的多多，虽然被认为是朦胧诗人中的一员（“朦胧诗人”主要用来指《今天》的作者），但当时并没有加入《今天》。据说他有点瞧不上《今天》。但是在《今天》创刊十周年之际，北岛还是把《今天》文学奖颁给了多多。
　　
《今天》为中国的青年诗人们，特别是比《今天》元老年轻一辈的青年诗人们竖立了一个榜样。诗人们看出，在诗歌出版不畅的情况下，自办刊物是一种可行的替代办法；自办刊物可团结一批同仁，这比单枪匹马地打斗更容易引人注目；自办刊物可以自由地展示诗人的美学主张；自办刊物是参与中国新诗建设和思想解放的有效手段。可以说《今天》的出版形式为中国诗歌写作开了一个小传统。从此一部分青年诗人们对赢得官方或国家出版物的赞许失去了兴趣。有一段时间诗人们甚至私下认为，要出名就得在民刊上出名，在官办刊物上出名不算数。那时民间诗坛的权力在某些诗人看来的确大于官方诗坛的权力。
　　
《今天》唤醒了许多人的文学意识，但年轻人总是怀着“杀父”或“杀兄”情结（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杀子”文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次文学聚会上，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某某曾指着北岛的鼻子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打倒你，Pass你！”以后，“Pass北岛”的说法传遍了全国。比朦胧诗人们晚一代的诗人们被称作“第三代”。这个代是怎么划的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北岛是第二代，北岛以前统统算第一代。另一种说法大概与美国人杜勒斯对中国历史的预言有关。第三代诗人反对朦胧诗人的文学语言和启蒙形象，于是韩东、于坚在南京办起了《他们》杂志，周伦佑、杨黎在成都办起了《非非》杂志。《非非》反文化，而《他们》倡导口语和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其它地区重要的民间诗歌刊物也是满天飞，在上海有《海上》、《大陆》，在成都还有《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次生林》、《红旗》、《日日新》，在杭州有《诗交流》，在北京有《断层》。在这种情况下，正式出版的《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一次“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据说汇聚了60多个诗歌小团体，每个团体一个流派，每个派一个宣言。后来诗人们自潮那简直是当众挂出了60多片尿布！
　　
朦胧诗激发了反朦胧诗的写作，反朦胧诗的第三代把口语、日常生活、反文化玩得过份了，就有一些诗人另起炉灶。这就像玩风筝，它飞得太低时你总得拉一拉线绳，让它飞高一点儿。于是到80年代后期，一些不那么反文化，不那么玩口语的诗歌刊物应运而生，其中主要有北京、上海的《倾向》、浙江的《北回归线》、北京的《幸存者》。《幸存者》这个名字是针对业已流居海外的北岛等人而起的，领头的人是芒克、杨炼。《倾向》由陈东东、西川创办，鼓吹书面口语、秩序原则和知识分子精神。记得四川诗人万夏曾经把当时中国青年诗歌界的形势概括为“三国演义”。他说北京走天气、天气散；四川走地气，地气聚；而江浙走水气，水气浮。北京诗人虎豹行单，四川诗人鸡鸭行群，虽然大将皆出蜀地，但最终统一中国的还将是由魏而晋的北方。当然当时也有另一种说法，诗歌起于北而成于南，就像中国文学史的开端，起于《诗经》而成于《楚辞》。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江湖。
　　
1989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分水岭。古典式的社会思想冲突结束，商品经济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口语写作迅速失效，许多诗人陷入彷徨。诗人们对一种强大的精神存在的期盼迎来了一些全国性的民间诗刊的创立，其中首推《现代汉诗》。《现代汉诗》由芒克、唐晓渡统领，在全国各地轮流编辑。《现代汉诗》颁发过两次空头奖项，一次在1992年，获奖者为孟浪，第二次在1994年，获奖者为西川。此外，创刊于90年代初期的民间诗刊还有：四川的《象罔》、《九十年年》、《反对》，北京的《发现》、《大骚动》，上海的《南方诗志》，天津的《葵》，深圳的《声音》，河南的《阵地》，新疆的《大鸟》等刊物。中国社会的转向加速了中国诗歌的转向，到90年代中期，民间诗刊日益向着小型化、私人化发展，刊载于这类诗刊的作品，其道德意识、政治意识让位与更精致、更温柔的文学，于是在江浙一带又出了《阿波里奈尔》和《北门杂志》。这两本杂志为更多小型杂志带了个头：北京大学创办了《偏移》、《翼》，上海创办了《说说唱唱》，四川、上海和北京的部分诗人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杂志，名字就叫《小杂志》。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围绕在各种小杂志周围，一批又一批青年诗人构成了一个并不算广为人知的民间诗坛。而杂志排版、印刷的形式也从早期的打字油印，经打字胶印，电脑照排，过度到正式出版。小杂志的印刷数量多在500至1000份，钱当然主要由诗人自掏腰包。这类刊物从不发行，只在诗人之间相互寄赠。尽管为这类诗刊只存在于民间，但它们对中国诗歌走向的影响是巨大的。有些人一直寻求写作的合法化，寻找机会，寻找资金，从出版社购买书号（这种情况现在已被禁止），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和刊物。官方写作系统对此也做出了回应，接纳某些人为作协会员，在某些官办刊物上选发民刊上的作品。某些属于官方写作系统的，本来与现代主义无关的诗人也做出了调整写作风格的努力，力求在政治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之间找到妥协的可能，因而产生了一些作家协会的现代派诗人。
　　
不知为什么，1997年在中国当代青年诗人的作品出版方面相当特殊，几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先后推出一些早已在民间诗坛获得声誉的诗人的作品集。这一年的诗歌出版带动了另一次诗歌整合，这使某些人看到，诗歌写作竟然也是有利可图的。这一年的诗歌出版对某些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出道的青年诗人形成了伤害。在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原则指导下，这些青年诗人一边投身于商业运作，一边重返口语。为此而摇旗呐喊的民间诗刊有《诗参考》、《诗》、《诗歌与人》、《东北亚》等等。这是新的一代，有人称之为“第四代”。与此同时，一些无法走向国际的诗人做出了走向国际的努力，他们创办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国际汉语诗坛》，这与当初《今天》的创刊综旨已相去甚远。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民间诗刊的历史已呈现颓势。网络诗刊正在兴起。

作者：西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