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论纲 林童

[沙影]

第三条道路：1999——2004

无论人们对“第三条道路”持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现在仍对它采取简单的否定，或者干脆视而不见的话，这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诗歌观念和诗学观念。五年来的风风雨雨，使得“第三条道路”呈健康和更加开放的态势，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支举足轻重的诗歌力量，参与到中国新诗的建设之中。五年，虽然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它足以能够因积淀而沉淀出优异的品质，而且是大家看得见的。
既然如此，本文将着重于梳理“第三条道路”的历史进程。由于它还不是一个恒定的联盟，正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加上我的阅读视野和阅读趣味的限制，并对不少新生力量还十分陌生，因此无法从写作的相对性，即写作风格的相同性进行归类分析。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称之为“第三条道路”，按照一般的常识，诗人们的写作风格应该是在相同性下的差异性，哪里还会存在归类分析的问题呢？
常识毕竟是常识。如果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按照我们头脑中所固有的模式进行，在享受方便的时候，也早就将大脑钝化了。刚好相反，坚持“第三条道路”的诗人，如果硬要归纳出他们共同遵循的原则的话，那就是——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构成了不同于其他诗群的独立品格：他们不是同质异构，而是异质异构。
由于不少人已从理论的角度进行过梳理，对“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史作出了勾列式的描述，线索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对诗歌的梳理几乎还是空白，不少同仁希望有人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做了几篇关于诗歌有分析，但作为个案，还远远不够，因为它们还不足以展示“第三条道路”诗人的全貌。我的这篇文章将把重点转移到对“第三条道路”进程的重大事件的叙述上来，并兼及诗人的诗歌及相关理论。不过，我不可能对每个人进行细致的分析，我只能按“第三条道路”的发展过程作整体性的把握，借以展示“第三条道路”五年来的历史。
从1999年到2004年，“第三条道路”五周年了！这是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历史，可以看作为一个大的阶段，总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条道路的兴起

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是以1999年12月出版的《九人诗选》为标志的。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好似平地一声惊雷。“第三条道路”的出现也是如此。至今仍有不少人搞不明白，“第三条道路”为什么非得要和“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挂钩？这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并似乎是纠缠不清的关系？
这就不能不谈到“第三条道路”出现的背景——那就是谁也无法绕过的“盘峰诗会”了。1999年4月16—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市作协，《诗探索》，《北京文学》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联合召开“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引发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与交锋，简称为“盘峰诗会”。
会后，创造性不够且思维比较简单的诗人们，迅速站队成为了一大景观，两个敌对情绪非常浓的阵营形成了。这是当时的大环境。
当然，不论是会上还是会后，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被浮云遮住了眼睛，还是有一些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开始以积极的心态和眼光进行谨慎的审视，而且他们有对诗歌发言的能力。这种能力非常重要，并不是每个写诗的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它必须具有写诗的热情和进行批评时的理智，以及高屋建瓴的全局观。
另一个促成“第三条道路”出现的小环境是“龙脉诗会”。1999年11月12—14日，由《诗探索》和《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联合召开，地点在北京昌平的小汤山龙脉宾馆，“知识分子”诗人缺席了。由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虽然在选诗时号称包容性，什么人都选，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民间写作” 的大本营，而且，编选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抗程光炜选编的《岁月的遗照》。这本被视之为“知识分子写作”张目并确立“秩序与责任”的诗集，标志着“知识分子” 与“民间”的冲突无论怎样也无法避免了。这次诗会，会战正酣的“知识分子”诗人的缺席就不难理解了。现在看来，这次会议，意在弥合“知识分子”和“民间” 之间的裂痕，并继续探讨“盘峰诗会”未曾展开讨论的问题，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促进了诗界的进一步分化。诗界的分化，我并不看作是内耗。不分化才是不正常的。人们总是希望“大一统”的局面出现，诗歌界的安定团结，乃是对诗歌最大的伤害，因为它必然导致堕性的生长和唯我独尊的虚妄。因此，“龙脉诗会”最大的贡献——便是“第三条道路”以另一种力量出现。它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思维模式和标准模式的彻底变革，即由长期以来的二元论向多元化的转变。
这股力量迅速聚集，1999年12月，由莫非、谯达摩具体主持编选的《九人诗选》出版。这部诗集收入了莫非、车前子、简宁、席君秋、树才、殷龙龙、小海、尹丽川、谯达摩等九位诗人的作品；莫非的《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树才的《第三条道路》，谯达摩的《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这三篇文章明确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诗学主张，成为“第三条道路”最初的诗学文献。
在《后记》里，有两段意味深长的话值得注意。其一：“《九人诗选》无非是众多诗选本中间的另一本诗选。它在未来的书架上既不会减轻别的选本的分量，也不会加重九位诗人自己的分量。每个诗人只有文本的意义。”在一种谦逊的态度中，分明对有些诗选动辄上升到诸如“九十年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之类的误导和把持诗歌史的心理的强烈不满；同时告诫进入这本诗选的诗人，真正能为自己赢得声誉的，是每个诗人的诗歌写作，也就是不少人所说的拿文本说话。写作的有效性，并不是自己进了什么选本，在报刊杂志发了多少首诗，获得了多少次奖，而是真正的切实有效的诗歌实践。但不少人并没有搞清作品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将作品误认为文本。只要写出来的都可称作品，但要进入到文本，则必须要实现作品的生命增殖。作品和文本的关系，就像泥沙和金子的关系——必须通过沙里淘金的过程，才能让金子闪闪发光。同时，我所理解的文本，还应包括诗人（不同的文艺领域可以换称呼）的文学活动，以及读者的阅读过程，即诗人——作品——读者（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专业读者的作用更为重要）共同完成作品的增殖，这是三位一体，离开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行，作品只不过起桥梁的作用。据此而观，这本《九人诗选》的确不可能加重每位诗人的分量，但它提升了一些诗人的能量和质量。
其二：“《九人诗选》不能误认为是‘第三条道路’的文本。因为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路可走，如果他们是有力量的话。”有人会认为这本《九人诗选》不纯粹，答案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九人诗选》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力量聚集，只是为当时没有站到“知识分子”和“民间”这两大阵营的诗人提供了平台。事实证明，这本诗选也的确不能完全看作是“第三条道路”的选本，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只要诗人能找到自己的路，并有力量前行，就不必问出处了。况且，诗坛不断地处于分分合合之中，这正是诗办的活力所在。
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发起者，莫非的诗歌写作呈现出形式主义的倾向。我所说的形式主义，与通常意义上将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的，重内容而轻形式而被指责为 “形式主义”不是一回事。我这里所说的，是指莫非诗歌的特点。莫非善于写组诗，也写了不少长诗。收入《九人诗选》中的《秋怀九章》和长诗《时间之门》，就能体现莫非诗歌的特点。在《秋怀九章》中，每一首诗的外在形式非常明显，都由三节，每节四行，共十二行构成，这也是他众多短诗的构成方式，如果我们不看名字，看到这种方式，又能做到情感丰沛而又有度的节制，并具有冥思中述说的愿望，不管倾述对象的态度，这个作者我相信就是莫非。莫非就是在“满山溢香的节日，带着过往的云烟”中，与月亮一起“升到了峰顶”。莫非的爱情长诗《时间之门》也很有特点。我曾惊讶于他在数百行的诗中，以爱情为主题，而又保持形式的统一。因为爱情的热烈与叙述的冷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冲不破莫非设置的机关。当然，莫非的爱情仍然具有乌托邦式的纯粹性——圣洁而存在于想象之中，被理想化了——爱情成为了莫非的宗教。所以，他感觉到“算尽机关依旧/不能打开人类的头脑”。莫非以自己的经验，上升为人类的共同性遭遇，感觉到爱情就像时间之门，人们置身其中，而又感觉离自己十分遥远，并无可奈何地被时间挟裹而去的痛感。其实这也是一首关于时间的诗。莫非在与时间和爱情的比赛之中：“在正午的关节点上/死在心上的人也活过了我们的时间”。胡亮认为，莫非和树才在1999年之后没有再对“第三条道路”发言，抛开具体的情况不谈，其心理方面的原因，这两句诗就是答案。
与莫非形成对应的应该是谯达摩，他更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是一个将形式发展到极端的诗人，主要体现在他的“抒情史诗”《凤凰十八拍》和《世界之王交响曲》之中，我曾有专文论述这两部长诗，可参阅我的诗学文章《〈世界之王交响曲〉随笔》和《当下中国新诗的三个代表：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这里不再多说。我要说的是，谯达摩与莫非诗中的女性情怀相差很大。我在读到《穿睡衣的高原》时，我似乎也处于一种无所不在的女性情怀之中。用拟人手法写山水田园诗，以前不过是一种手段，作者与情感对象多为远距离的观察，即使像李白的《敬亭山》也不过是朋友关系。在《穿睡衣的高原》中，拟人化就是目的。作者和情感对象已消失了距离，就像正在度蜜月的青年夫妻，色情的意味很浓，具有私密的性质。在这里，色情是创造精神的表现，实际上它是对那些众多的对“祖国大好河山”空洞而滥情的东西强有力的解构。在诗歌气质上，谯达摩是一个十足的浪漫主义者。但是他的爱情是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不是他的宗教，而是生活在其中，并能真切地感觉和享受的。我注意到他近期的一首短诗《睡莲》，副标题是“赠冰然”，完全是《穿睡衣的高原》的现实生活版。与当前众多的俗世主义写作或“身体写作”不同的，谯达摩是从审美的雕塑性的角度来写色情的，具有绘画的性质，前者却大多是色情的赤裸裸的具体展示，行为艺术的色彩很浓。
树才是学法语的，并且翻译过勒韦尔迪、夏尔、佩斯、兰波、博纳福瓦等法国诗人的作品，但无论是从树才的身上，还是他的诗中，我感觉不到法国诗人的浪漫。那是一种极端热情的浪漫，无论是雨果，还是波德莱尔，都表现出决绝的气质。当然上演雨果戏剧《欧那尼》的热闹，也许只有法国诗人，无论是古典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才可能有那样的激情。我曾读过树才的导师（80年代还听过课）郭宏安给波德莱尔的诗集写序，洋洋洒洒十多万言，且富有激情。树才的冷静表现在他的诗中，真如他在一首叫做《冷，但是很干净》的诗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只要读过树才的几首诗后，就能知道是不是树才写的，因为模仿者只能模得了他的形，却无法仿得了他的神。他运用的是很干净的口语，几乎剔出了了杂质的口语。“一颗颗随风拂动的柳树/一团团淡青色的好心情”，（《天终于睛了》这是树才观察世界的方式。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矛盾：“死，是死不干净的。/生，更不可能彻底。”这同样是胡亮所要寻求的心理方面的答案。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看，诗歌往往能展示诗人的命运，尽管它隐藏在诗人的潜意识里。
简宁在气质上与树才更接近一些，他的诗在质朴之外，还有一层神秘的色彩。比如他的《交谈》：“同一片阳光/披在你和我的唇角”。多了一个“和”字，就表现了“你”与“我”之间的距离，而不是“你我”那种可以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再如他的《事物之诗》：“他的阴影覆盖了我/他的窗户，用沉默，在我的梦境说话”。简宁的诗，大多表现为：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距离感。女诗人席君秋也有距离感，她在《最后的表达》结束时写道：“光影中 一只飞鸟/落在翻开的书页上”。这种距离感，我可以误读为他们对待诗歌的态度，特别是在参与“第三条道路”建设方面的态度。
只有树才和李云枫才能听懂说什么的殷龙龙，一直呈上升的趋势，我曾专门谈到过他。
不少人将车前子当作“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性诗人，这绝对是误解。或许，他们只看到车前子在“第三条道路”创立时的态度，但他并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自我膨胀意识和他游戏的态度，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小海本来就是《他们》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只是在“盘峰诗会”的时候，因受了阴谋家韩东的蒙蔽，一时之间没有在两大阵营之间表态。
尹丽川的《机关里的抒情岁月》则是照相似的观测，带有窥的性质。我在一个朋友处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便断定她能写小说。她后来成为了“下半身”的代表诗人，可以视为她找到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最佳途径。她是有力量的。
莫非、树才、谯达摩的三篇文章，可视为“第三条道路”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