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杂”的语言：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 作者：姜涛

[王从彬]

“混杂”的语言：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
——以西川《致敬》为分析个案

一

从所谓“文学性”的角度看，与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相比，由于表意方式的特殊，以及所处理经验的“纯粹”，诗歌似乎更多体现为“文学性”的尖端。作为一种情感的表达，或一场语言的探险，形式上的“非社会化”，被看成是它天然的特征。即便对“写作”抱充分历史态度的罗兰•巴特，在谈及诗歌写作时，也认为现代诗歌对古典写作的反叛，使其成为“一种梦的语言中的光晕和清新气息”，但此时“就不再有写作了，此时只存在着风格，人借助风格而随机应变，并且不通过任何历史或社会性的形象来直接面对客观世界。”当风格与历史、社会之间的张力被取消，他提出的问题是“有没有诗的写作？”
这种“特殊化”的原则，与其说具体的文体规约，毋宁说是一种普遍的阅读期待，一种受惠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制度性想象，与之相关的公共与私人，社会与心理、政治与诗歌、社会与个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则是现代文化的前提性结构。具体到批评当中，“特殊化”的一个结果是，抒情“诗歌”的社会性维度，往往也被合乎情理地忽略，正如彼埃尔•V•齐马在谈及“抒情作品的社会学”时所描述的：
“许多理论家过去（和现在）认为抒情诗倾向于‘主观性’和‘情感’方面，几乎不适于进行社会学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既不表现社会也不表现历史事件。它最常用的题材不是政治家、工会运动、罪犯或秘密组织，而是情人、大自然和孤独。”
当社会学的阐释任务，从“诗歌”身上解除，别有意味的是，20世纪诸多批评浪潮中，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纬度的讨论，多与小说、戏剧相关（卢卡契、戈德曼、马歇雷），而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这样的“内部研究”的典范，则不约而同将“诗”锁定为批评的焦点。
上述文体之间的批评落差，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表现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研究中。无庸赘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内外”之别的审美分析、形式研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批评中一个被热烈期待的方向，其背后依托的论辩性的历史逻辑，以及有关文学现代化、文学性的整体想象，现在已多有论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文体之间，“内部的”、“审美的”批评的落实程度，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譬如，在小说这样的“中心文体”研究中，虽然基于叙事学理论的形式分析，一度十分盛行，但某种“内”“外”交错的张力，一直制约着批评的展开，对审美、形式的大肆鼓吹，有时更多停留在价值诉求的层面，并没有深入到具体的文本之中。然而，对于诗歌研究、批评而言，内、外冲突带来的“盲视”（或是“洞见”），似乎并不存在。与同一时期小说研究不断向外拓展，容纳思想史、文化史因素的倾向相比，向某种诗歌“本体”的收缩，似乎支配了诗歌探讨的主要趋势。
一方面，通过对新诗史上诸多流派，尤其是具有现代主义倾向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等的挖掘整理，一条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历史线索被“拣选”出来，而无论是观念的辨析、具体文本的分析，还是传统与现代、西方影响与本土特征关系的把玩，“内部”的审美研究，一直是探讨的主要着眼点，其不言自明的假定无非是：诗歌较之其他文体，更为突出的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现代性追求。另一方面，遭受重重“非难”的当代诗歌，也主要被叙述成一场“现代”挑战“传统”的美学哗变，其价值在于挣脱了历史的惰性，发现了诗歌是“一种空前的、不及其余的、以自身为目的写作”。研究性的历史回溯，与辩护性的当下批评，在内部又紧密勾连，二者的结合完成了一种时间上的“焊接”，一个以语言革命为起点、以形式的现代性为动力，并不断展开、延伸的“谱系”得以显现。
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上述批评、研究的“范式”无疑是开创性的，在建立起诗歌自主性“神话”的同时，也为现代诗歌的接受、以及先锋诗歌的探索，提供了强大的知识依据。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当现实语境发生转换，有效的“范式”便有可能内化为某种批评惯性，或经典化为一种“常识”。譬如，意象的暗示性、逻辑的跳跃性、意义的含混性等，在许多批评文本中，几乎成了现代诗歌的标志，而苦心孤诣的形式营造，“小处敏感、大处茫然”（卞之琳语）的主体形象，更是符合一般批评家、读者的公共想象。这一“想象”的获得，自然离不开具体的文本现实，但还应看到的是，它同时也是一种在文学性想象的规约下，由批评生产出来的知识。在这种知识中，一个可能的后果是，现代诗歌会从其与历史的复杂纠结中被抽离出来，完全被审美化、风格化了。当诗歌批评，只满足于重述上述知识，某种批评的制度性“疲软”便会产生：一种表现是，批评与变化的历史脱节，无法说明具体的写作现实；另一种表现是，当诗歌与历史之间的紧张被“神秘化”，审美可能性的标准也可能随之变得狭隘，甚至在不自觉中，其本身也被新的意识形态所接纳。因而，如何打破诗歌批评内在的制度性局限，在审美分析中引入社会性维度，并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
当然，由于诗歌本身的形式、主题特征，外在社会学视角的介入，是有一定难度的，传统的主题学分析，在现代诗歌批评上，更证明是一件过于粗重的工具。譬如，针对有关《荒原》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读解，伊格尔顿就提出：“将这首诗简化为资本主义现状的产物，是不解决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批评寻求的多种复杂因素（“作家阶级地位、意识形态形式及其与文学形式的关系、‘精神性’和哲学、文学创作的技巧、美学理论”），“是怎样独特地结合在一起。”从操作的角度看，这样的建议仍有些含混、宽泛，对于诗歌而言，社会学批评的可能，或许更切实地显现于，审美结构的内在性与社会实践的外在性之结合上。其实，强调作品的形式“中介”作用，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发现外部历史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压力，在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层面留下的冲突痕迹，这样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在小说批评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在诗歌的解读方面，这样一条由形式、技巧通向外部历史的“暗道”，也亟待搭建。下面，本文就以一个当代诗歌文本（西川《致敬》）为个案，结合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背景，尝试也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拆解诗歌写作与其背后社会性因素之间的特殊关联。

二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诗歌与80年代相比，在特征、抱负、观念层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一变化在一些诗人和批评家那里，被强化成一种“知识型构”意义上的“断裂”，而“90年代诗歌”的命名，也在相关的批评及出版领域也一度成为热点。在“90年代诗歌”建构起的复杂叙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诗歌与历史关系的重新思考。参与这一“叙事”的诗人或批评家，都普遍对80年代高蹈的、纯诗主义倾向进行反省，更强调当代诗歌的有效性，应寄托在对当下历史经验的介入上。诗人批评家耿占春提出的“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就是这一“反省”意识的准确传达。与之相应的文本形态，便是所谓“叙事性”在诗歌中的大面积降临。西川组诗《致敬》的写作，就大致发生于这一过程中，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经典性文本，标识出90年代诗歌“转型”轨迹。用西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大意如此•序》），诗歌应当成为“人道的诗歌、容留的诗歌、不洁的诗歌、是偏离诗歌的诗歌。” （《答鲍夏兰、鲁索四问》）
“偏离诗歌的诗歌”，可以看作是《致敬》的一个突出特征，在90年代初的诗歌接受视野中，这首体制庞大的组诗多少有点怪异，在结构上分成八个部分，每一部分都由散体长句和箴言体的短句交替构成，逻辑含混，融玄想、记忆、生活与知识的片段为一炉，在恣肆的语言铺展中保持了松散的即兴风格，象一个突然闯入的 “巨兽”（借用诗中的一个主题），冒犯了既定的诗歌趣味和批评格式。（在90年代初，冒犯性的诗歌文本的出现，并不是个别现象，于坚的《零档案》也是著名的一例，被形容为汉语巨大的“肿瘤”）形式上的大量异质性因素的介入，以及对知识分子困窘、矛盾的精神境遇的关注，都表明了诗人对自己过去“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的修正。但是，对于导致“立场”转换的外部因素，即那一“强行进入视野的历史”，究竟如何引发了诗歌想象内在变化，诗人自己也语焉不详。相关的批评，在《致敬》的形式特征分析，以及其不确定主题的概括上，已经显得颇为吃力、气喘吁吁了，似乎也无暇对这个问题展开过多笔墨。一个突出的印象是，那强行闯入诗行中的“历史”，也象诗中出现的“巨兽”，“喘着粗气，嘟囔着厄运，而脚下没有声响”，作为模糊的“肉体和阴影”，无法命名。
《致敬》一诗的社会分析的“缺位”，其实也反映了90年代诗歌批评的一个普遍状况。在90年代诗歌的接受中，一种难以化解的“尴尬”是，当诗人们反复申明对历史、社会的承担意识时，读者和批评家却仍在重复对现代诗歌的传统非难：脱离时代和大众，沉溺于一己之私。造成“尴尬”的原因，除写作与阅读、批评间的隔阂外，也与90年代诗歌的一个内在特征相关。虽然对历史、生活、语境的强调，成为90年代诗歌的一大抱负，但需要指出的是，强调的重点还在于，对一般公共化的历史介入方式的回避上，诗人更关注的是“历史”如何在个人的想象、思辨中被引申为一种风格，从而在诗歌与历史的关联中，探索崭新的语言可能性。诗人批评家臧棣就曾概括出90年代诗歌的两大主题：“历史的个人化”与“语言的欢乐”。这两个主题其实是同一策略的不同方面，只有在对历史的个人化组织、重构中，语言的欢乐才能被激活，反之亦然。
当历史的个人化呈现，等同于对公共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呈现方式的打破，等同于自由的风格创造，那么对这一 “呈现”的接受，就还应体现为一个艰苦的辨识过程，这自然难倒了公众阅读和一般的常识性批评。对自己“阅读直觉”抱充分自信的读者、批评家，仍会抱怨这些处理“声称”外部了生活和历史的诗歌，晦涩难懂，只是满足了个人的想象，而不会去主动追问自己阅读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与批评家的自我解说便显得十分重要了。然而复杂性在于，诗人的自我申辩，必须同时承受两种压力：一是针对诗歌写作的纯粹“审美化”，提出伦理、历史的关怀；一是针对简单的、粗俗的历史判断，仍捍卫诗歌的自律和想象的自由。在“关怀”与“自由”之间，一种脆弱的平衡很难达成，某种基本的暧昧也由此发生。在90年代诗歌的诸多辩护性叙述中，虽然大多数发言者对“境遇”、“历史”、“生存”等话题，都保持强烈关注，但在具体谈及诗歌与社会、历史关联时，诗人或批评家的才气往往会被抑止，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重申一些价值性的表态，或依靠寻章摘句，为这种关联寻求佐证，而对这一“关联”在文本中如何落实，如何在形式中引起深层震荡的问题，反而来不及正面深入。
有意味的是，作为“辩护词”的“历史个人化”，最后往往淹没于对语言、形式可能性的美学欢呼中，在“语言的欢乐”这一主题上，诗人和批评家似乎有更强烈的兴趣，可以施展更多的才气。当然，“历史的个人化”也只能是一种美学化的、风格式的介入，然而，恰恰在这里，在“历史”与“语言”交汇的暧昧处，需要追问的是，“历史的个人化”否意味着不去追问历史维度的可辩识程度，只让“历史”自在地、神秘地隐没于风格之中？本文对《致敬》一诗的重新检讨，其目的就是试图对这一追问，作出回应。

三

在80年代混乱的诗歌“菜市场”上（肖开愚语），西川的诗歌是以庄重、典雅的风格而区别于他人的，这表现在先知般的口吻，超验性的主题，整饬的结构，以及语言的象征化等方面。这为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少有的古典品质和稳定性。如批评家崔卫平所言：“在布满喧嚣、怪异、失落、裂痛的现代作品之中，西川居然不分裂也不混乱，居然显出和谐、沉思和光明的某些特质。”在《致敬》中，这种古典气质和精神确定性，遭到了自觉地颠覆或扰乱。在主题层面，对神圣秩序的仰望，被矛盾、困惑、危机意识取代，而形式层面的变化，也相当明显。笔者曾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致敬》中的形式变化：早期西川的诗歌中，有一种清晰的运动感、进程感，这或者表现为人与神圣秩序之间的垂直性敬畏（如《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或者表现为朝向远方某一目的的追寻（《远游》）。由此，诗歌内部获得了一种推论性、递进性的关联。在《致敬》中，上述整体的结构能力被放弃，饶舌的重复，段落的缠绕，结构的封闭，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囚笼”效果，恰好构成了诗中探讨的精神困境的隐喻。上述的分析，虽然在讨论诗歌主题和形式间的关联上做了一些努力，但仍然属于一种“内在”批评，没有在形式分析之外，展开更广泛的思考。
其实，在结构之外，《致敬》的另一形式变化，是语言风格混杂性和异质性的大面积出现。在早期诗作中，西川虽然也擅长从容地挪用日常口语，并使其变得轻盈，形成措辞上的优雅、机智，但从总体上讲，其语言风格是相对单纯的，呈现一种高度矫饰的书面风格，因为这代表了普遍和文明。但在《致敬》等诗作中，语言的单纯性更多地让位于混杂性，宗教、哲学、迷信、政治的、经济、家常日用等不同类型的语言被掺和在一起，高贵的宣谕口吻与低俗、滑稽的语风，也最大限度地形成了纠结。象征性的诗化语言，在泥沙俱下的生活语言的冲击下，已面目不清。这无疑表明了诗人要处理当下生活的雄心，如诗人自己所言：“远方、过去、未来、幻想，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文化、审美价值，因此相对来说易于写作。而当代题材有如泥沙，它要求诗人切入生活和经验本身，并从其中抽取诗意；它甚至要求我们改变对于‘诗意’一词所下的定义”。但对于本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语言的“混杂性”，也构成了《致敬》解读的另一条形式线索。
本文开头，曾谈及有关 “诗”的特殊化原则，是现代批评的一个制度性想象。这种特殊性原则的体现之一，就是对诗歌语言特殊性、纯粹性的追寻。在日常的散文语言与诗歌语言之间的划界冲动，一直是现代诗歌批评关注的焦点，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理论前提，就奠基于此，而马拉美“纯洁的部落的语言”的说法，更代表了对这一追寻的极至。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穆木天等人要求“诗与散文绝对的划界”的纯诗主张，也可看作是对这一冲动的回应。然而，诗歌特殊性要求，作为一种理想，在理论上是无法获得自足的，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困境之一，就源自诗歌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的割裂；在实践上，现代诗歌的历史，更是不断打破这一要求。本雅明在讨论波德莱尔时，就曾指出：“《恶之花》是第一本不但在诗里使用日常生活词汇而且还使用城市词汇的书。波德莱尔从不回避惯用语，它们不受诗的氛围的约束，以其独创的光彩震慑了人们。他常常使用quinquet（油灯），wagon （马车），omnibus（公共车），bilan（借债单），reverbere（反光镜），和voirie（道路网）这类词也不退缩。”语言的“混杂性”，不仅使得诗歌的表现力，在现代生活中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它也同时导致了诗歌社会性关联的产生。齐马在评论本雅明的上述文字时，就提出：“本雅明力求根据作为市场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来说明波德莱尔的这种‘混杂性’。他认为《恶之花》中不同问题和主题的并存，可以用市场社会的、把互不相容的伦理和认识的审美价值汇集一起的文化差异来解释。”而本雅明的研究，仍过于内在，对此还没有充分展开。无论怎样，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内在的诗歌语言与外部生活语言的相互搀杂、渗透，表明了一个文本的社会历史性，即：它是发生于具体的“社会语言环境”中的，与代表不同集团、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社会方言”形成互文性关系，其中的吸收、戏拟、改造等，恰恰是意识形态、社会学批评可能的切入点。
对于中国新诗而言，语言混杂性与纯粹性之间的张力，也一直潜在地发生。作为新诗的历史起点，胡适主张的“作诗如作文”的观念，除了为“白话”入诗开辟了道路外，也暗含着对诗歌语言特殊性的废黜，也正是这一点激起了力主“诗文两途”的梅光迪等人的激烈反对。在20年代初，有关“轮船”、“电灯”等“丑的字句”的讨论，也在新诗坛上热闹一时。在典雅的诗歌语言中引入异质性的现代、生活语言，从美学角度讲，是诗歌现代性的一种表现，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也会引起一种政治性的阅读可能，比如穆旦写于40年代的一首短诗《黄昏》，就是一个例子。与穆旦的很多诗作一样，《黄昏》也在处理一个关于在现代世界里，整合人的生命意义的命题（在倾覆的现实之外，在刹那显现的“上帝的建筑”中，“生命另有它的意义等你揉圆。”），而语言的“混杂”，就出现在它开头的几句：
“逆着太阳，我们一切影子就要告别了。/一天的侵蚀也停止了，象惊骇的鸟/欢笑从门口逃出来，从化学原料，/从电报条的紧张和它拼凑的意义，/从我们辨证的唯物的世界里
----”
随着太阳下“影子的告别”，与“太阳”这一永恒自然象征相对立（“逆着”）的生活世界被勾勒出来，而勾勒的方式是一些列“非诗意”词汇、物象的罗列：“从化学原料”、“从电报条的紧张和它拼凑的意义”，读者自然可以读出其出的批判意味，这是一个物化的、被现代技术折磨的、意义破碎贫乏的世界。但上述两段似乎只是铺垫，是为了烘托出一个更具“挑衅性”的词语：“从我们辨证的唯物的世界里”。“辨证唯物”，对当代读者来说，已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习语，阅读中却会微妙地引发一种尖锐陌生感。但在40年代，这样的阅读前提是否同样存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据相关研究，从30年代开始，辨证唯物主义哲学，已成为公众阅读的一个热点——在40年代，穆旦之所以能大胆将这个词引入诗中（正如在《五月》里，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词汇），原因在于它也成为社会性的知识分子习语的一部分，而某种“社会评价”也渗透其中。如果说在艾略特、奥登之后，在诗中使用工业的、政治的“非诗意”辞藻，已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惯例，那么这一手法在穆旦这里，至少有了特殊的历史寓言性。与“生命的另外意义”相对峙的，不只是抽象的现代世界，还有支配当下历史的意识形态语言和价值观念，潜在的政治对话、论辩力量就隐含在，这首有关终极命题的诗中。

四

还是回到《致敬》的文本，上文已提及，其语言的混杂性，表现在不同类型的语言、文体的异质混成上，比如：“面对桃花以及其他美丽的事物，不懂得脱帽致敬的人不是我们的同志”。（“桃花”这样的诗意辞藻，与意识形态词语“同志”的反差，形成一种政治波普的效果）从总体上说，“混杂”之中，其实隐含了一种神话性的对峙：一方是所谓文化的、深度的世界，它由“羊群”“鸟儿”“豹子”“大海”“桃花”“灵魂”“梦境”“亡灵”等经典象征语言暗示，又由反复的追问和简短的总结来传达（“诗歌教导了死者和下一代”）；一方是混乱、盲目，作为“巨兽”闯入的生活世界，遍布着老鼠、蜘蛛、乌鸦。全诗基本上是在两个世界的对立、相互改写和转化间展开，如诗中讨论的镜子内外的两个世界，一个属于诗人西川的世界，一个属于凡人刘军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如全诗的主题命运、黑暗、死亡一样，只是重复了文学中某些基本的母题吗？（在浪漫主义的传统中，生活与诗歌的对立，也是诗歌想象展开的基本结构。）这就涉及到如下一个问题，对某些类型化主题、模式的使用，仅仅从文学内部的形式传统去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当下的历史情境的限定作用也应纳入考察范围。
如果进一步分析上述两个世界，在《致敬》中的关系，会发现其实在具体的词语、段落是交错缠绕、合二而一的，难以区分。两个世界的紧张，似乎更多表现在语体风格与经验质料之间。当日常的细节、场景大量涌入，但却没有导致所谓“叙事性”的出现，全诗在芜杂、混乱的同时，仍保持了强烈的寓言的、崇高的风格。有讨论者就曾提问：《致敬》“怎样在保持这种关注（超验）的同时，不减低，不缩削经验世界的混杂、丰富和矛盾、暧昧之处。”这个问题也可颠倒过来：在接纳经验的混杂、暧昧的同时，又不降低对“超验”的关注。实际上，为了从混杂的、丰富的生活世界中“抽象”出来，《致敬》依靠的是一种箴言式语体的反复使用：通过对仗的句法，先知式的判断或告戒，生活世界的日常性，往往会转化成一种仪式性。譬如，诗中有这样一句：“厨房适于刀叉睡眠，广场适于女神站立”。本来，厨房、刀叉与生活世界的真实有关，但通过与广场、女神的对照，其日常性却被消除了，似乎冥冥中参与了一场神秘的戏剧。箴言体风格不仅表现在单一的诗句中，从总体上看，也是全诗的结构原则，不断复沓、重叠的句群带来“祈愿”的力量（“多想叫喊，迫使钢铁发出回声-----多想叫喊，但尽量把声音压低----- -啊，我多想叫喊，当数百只乌鸦聒噪，我没有金口玉言”），句群之间横空而出的短句，则有一种不容质疑的宣谕感（“痛苦：一片搬不动的大海”），而整饬的句式则将一切都变成寓言（“一本书将改变我，如果我想要领会它；一个姑娘将改变我，如果我想要赞美她------”）。这些形式因素的使用，带来了一种具有“抽象”造型功能的箴言风格，在这一风格的切割、组合下，芜杂的、矛盾的经验似乎又被纳入到某种“超验”格式之中。当诗人自己和批评家，惊喜地发现《致敬》中一切都变得“不确定”时，也应注意到，“不确定”正是发生于与“确定”的张力中。因而，《致敬》语言的混杂性，不简单是不同词语、质料的平面拼接，而是在内部形成了箴言体风格与经验质料间的垂直性紧张。
对“箴言”语体的迷恋，在西川的写作中是一以贯之的，这与他早年对《圣经》等经典性作品的阅读偏好有关。这一形式特征，被许多批评家重申过，但在很大程度上，被道德化、抽象化了，西川由是被当成一个坚定的精神守护者。然而，“箴言”诗体不仅有美学的、精神的价值，其本身就包含了特定的价值诉求。通过使用这样一种矫饰的，充满难度的语言，西川的写作不仅在与朦胧诗人的公共政治性、第三代诗人不加提炼的口语诗风形成对话，而且也潜在包含了对诗歌日益审美化、消费化功能的批判，用他的好友海子的话来说：“ 写诗并不是简单的喝水，望月亮，谈情说爱，寻死觅活。”在一篇题为《我们的处境》的文章中，这种立场被他表达为：“中国当代诗歌已经与‘雅兴’无关。”当诗歌与“雅兴”无关，这意味它不应在对一般意识形态功能拒绝之后，就沦为一种娱情的审美消费，一种“与历史对称”的能力仍在被呼唤。在写作《致敬》的同期，这样的立场继续被西川保持，这表现为对“美文学”的猛烈攻击（在《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中，他列举了“美文学”的六大罪状）。如果说在80年代， “美文学”（或“雅兴”）的写作意味着精神的萎缩和对更高精神境界的回避，高亢的“箴言体”恰好可以予以抵抗；那么在“历史强行进入视野”的90年代， “美文学”更多意味着，在多愁善感的自我肯定中对生存困境的遮掩，而充满怀疑、悖论、反讽的《致敬》又构成了一种新的抵抗。然而，一种矛盾也在此发生，即：在《致敬》当中，代表怀疑、悖论、反讽的经验“肌质”，却是容纳于代表稳定、沉思、和谐的箴言体“构架”当中，这才是《致敬》语言“混杂性”的深层表现，也是它的形式奥秘，为了理解这一“混杂”的特殊效果，不妨作出一些比照。在西川的名作《远游》中的一段：
“有限的是一个远游者/无限的是他的必由之路。/有限的是他的乞讨之手，/无限的是玉米的生长，一张小甜饼。/有限的是一只飞鸟全部的羽毛，/无限的是它的传说、它的飞翔-----”
在箴言语体的反复中，“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在把玩中，不断深化，形成一种意义的充盈，“构架”与“肌质”完美同一，朝向一种稳定的象征秩序。但再看《致敬》中，相似的箴言体段落，则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性质，比如：
“不要搂着妻子睡眠，同时梦想着高额利润；不要在白天点灯；不要给别人的脸上抹黑。记住：不要在旷野里撒尿；不要在墓地里高歌；不要轻许诺言；不要惹人讨厌；让智慧成为有用的东西。”
再如：
“法律上说：那趁火打劫的人必死，那挂羊头卖狗肉的人必遭报应，那东张西望的人陷阱就在脚前，那小肚鸡肠的人必遭唾弃----”
这些的箴言句群，看似向读者传授生活经验，实则零散、荒谬，有时还故作无聊之语，比如：“葵花居然也是花”，“请给黄鼠狼一条生路”，似乎没有多少意义，只是服务于一种节奏和语气。箴言的体式提供了稳定秩序，而“箴言”本身则具有胡言乱语的特征，真的成为西川所谓“伪哲学”文本：绑架逻辑、颠三倒四、偷换概念、张冠李戴，并在无度地挥霍、卖弄中成为一种“废话”美学，如诗中所言：“一吨鹦鹉，一吨鹦鹉的废话”。在箴言体的庄重与“废话”的饶舌之间，一种戏噱的喜剧性落差产生了。
“先知”的口吻，凌驾的视角、箴言的体式、庄重的节奏等，其是为世界提供一种稳定的“知识表述”（这也是西川屡遭到诟病的地方）。有意味的是，当其背后的象征秩序，被怀疑或瓦解，但在《致敬》中，作为形式的“剩余物”被保留下来。虽然这个不肖的“先知”（伪先知），对世界的奥秘已毫无把握，与凡人一样困惑于生死与日常的劳碌。但正因为保留了剩余的形式，他在油嘴滑舌的同时，依然声音敞亮、浑厚。《致敬》一诗成为高度暧昧的文本：一方面，它满纸荒唐，实现了对确定性的最大破坏；但另一方面，它又风格庄重，在容纳矛盾、异质的同时，又试图用箴言体式克服无序。

五

上述文本效果，或许是自觉的诗艺追求，西川就说：“我要求诗歌语言表面的流畅和完整暗含着内在质地的悖论和破碎”。但换一个角度，如果将诗歌写作同样看作是，要在语言的实践与日常的混乱经验之间，“确立一种连续性，以使后者被解作前者象征性地加以决定或解决的那种确定性环境、困境、矛盾或潜文本”，那么文本内部的不连续性，形式中不同层面的干涉，就成为意识形态“症候”式分析的可能。为此，有必要对《致敬》写作的社会维度，作进一步辨认。
90年代初，“强行进入视野”、深刻影响西川写作的外部因素，他曾笼统地表述为1989年前后的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其中具体的事件，是他多次提及的好友海子、骆一禾、诗人戈麦、以及大学同学张凤华的死亡，使他意识到了生命中黑暗、宿命的力量；而更广泛的社会变化，他在文章中也多次谈论，比如 “1989年之后有钱人的社会对劳动者的社会的取代”，“信息正在取代思想，机会正在稀释欲望”，消费社会的集体狂欢等等等。上述这写变化导致的结果，是 “当代生活使精神陷入尴尬”。这一判断本身并不新鲜，关键在于，在这一“巨兽”面前，包括西川在内的一批诗人写作，都在调整写作，以对应于急遽变动的历史。在美学风格的变化之外，自我身份的焦虑及化解，也是“调整”的重要方面，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的提出，就产生在这一背景中。
有关“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关于提出的时间，发明权的归属，都有所争议。但与其对这一提法进行归纳、总结，在理论上将其“实体化”，毋宁将它看作是一种身份焦虑的产物。无论是正义的代言人，还是先锋性的反叛者，在90年代的社会文化现实中，不是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就已僵化成一种毫无批判能力的姿态，在一个价值缺场的时代，怎样重新定位诗人及诗歌写作的位置，成为90年代诗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与90年代初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气质和功能上有某种曲折的联系。从其对责任感、精神尺度和批判性的坚持来看，“知识分子写作”具有鲜明的社会介入倾向。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它其实是一种被边缘化后的身份想象，当诗歌成为具有专业色彩的写作，如欧阳江河所说：“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社会阶层中，而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也是边缘人”。（90年代，虽然一些诗人挤入了学院，但在90年代的知识等级、学术场域中，诗人几乎没有位置，这一点在80年代有所不同）。“边缘化”意味 “知识分子”身份，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相情愿的产物。诗人不仅缺失代言人的资格，而且在知识生产线上也成为一个被动接受者、旁观者（曾有人指责“知识分子写作”只是卖弄二、三流的哲学）。在过去，诗人还可以借助古典的、象征的资源，来形成确定的道德立场；但当怀疑成为唯一的精神尺度，他不可能依据确定的知识、看法形成判断，又不愿挪用公共的尺度，道德立场其实是被抽空的。最后的结果，或者发展成一种美学性的“玄学”（如在欧阳江河那里），或者落实为一种 “人格”，在西川的表述里，这一点更明确地限定为“知识人格”。
上述“尴尬”，及其带来的文本形态，已被批评家注意到，有论者就指出，当个人从宏大的思想体系分离出来，包括西川在内的90年代诗人，“不过是在这个分裂的间隙（in—between）以一些单薄的思想片段填补思想空场，虽然无济于事，但总是一种努力。”这一分析大体不错，但似乎仍有展开余地，去分析诗人 “无济于事”的“努力”，是怎样展开的。在西川的《致敬》这里，对应于分裂、混乱的精神困境的方式，首先是在主题上将其道德化，将历史的困境转换为命运、黑暗等永恒主题，从而寻找理智的支撑点。其次，语言混杂中的风格张力，也潜在地服务于这一目的。
从言语的社会对话层面看，诗学结构的特殊性，往往与生活语言交际性的渗透有关，比如，在巴赫金及其追随者看来：“在某些社会集团中，言语的分寸能创造形式主义者所说的诗歌语言的典型特点——言语受阻、绕圈子、含糊其辞、拐弯抹角——的基础。这些现象正是从这里有时渗入诗学结构。”《致敬》中似是而非的箴言体风格，恰恰有一种含糊其辞的社会交际性：在接纳现实的矛盾、分裂感受，又没有道德的或象征的秩序予以解说，诗人只能通过一种语调，一种箴言的风格，化解矛盾和困惑。虽然，内部依旧混乱、芜杂，但这个“内部”是以箴言的方式说出的，困境也就成为了“知识”。这里面的逻辑有些微妙，当“矛盾、浑浊、尴尬”被揭示，成为“知识”，生活的“巨兽”也随之被驯服，困境也得到了某种超越。无疑，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化解，而诗中那个博学的、牢骚满腹的、又对神秘事物保持敬畏的“致敬者”，正是西川所谓“知识人格”的化身。作为当代混乱现场中，“一个人想要站稳脚根所能依靠的”唯一前提，“知识人格”却以“伪哲学家”想象出现：不是为生活提供终极解释，而是致力于揭示生活“自相矛盾、浑浊的、尴尬的生存状态。”因此，他的语言虽然疯癫，语调仍然庄严。全诗的结尾意味深长： “寒冷低估了我们的耐力。”换言之，在箴言体的知识形式中，一切都变得易于忍受了。
从柯勒律治的浪漫理论，到20世纪的“新批评”，都认为诗歌是一种“有机性”的想象，无论有多少“复义”和“反讽”，目的都在增加作品的丰富性，形成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有机世界。在价值紊乱的现代社会，这样一种想象，恰恰能起到一种心理学层面的“整合”作用，能将矛盾的、错综的经验包容在“意识最大化”的有机状态中。从这个角度审视《致敬》中语言的混杂性，可以看出其中的心理学性质。有论者已指出，对《致敬》这样一首“偏离”的诗歌，作主题性索解是不恰当的，更应将其看成是一次淤积的情绪、词语的释放。“释放”意味着泥沙俱下的词语、经验，但当箴言语体遏制住释放，形式的不连续性，在更高意义上就服务于作品有机性的完成：将历史的压力、社会性的困惑，转变为风格之间的张力，而最终化解、释放于箴言语体空洞的回声里。重复詹姆逊的说法，这是因为“作为一种象征行为，它必须将异质的叙事范式统一或协调起来，尽管这些范式有其独特的、矛盾的意识形态意义。” 这意味着讨论命运、黑暗、悖论的《致敬》，不只是一首有关诗的“元诗”，它的写作本身就是身份矛盾、社会压力的象征性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还是政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