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光荣由诗留存

[狐一]

穆旦


穆旦(1918-1977)，诗人、翻译家。原名查良铮，曾用笔名梁真。浙江海宁人。1918年出生于天津，少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便对文学有浓厚兴趣，开始写诗。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年受到不公正对待，调图书馆工作。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穆旦于40年代出版了《探险者》、《穆旦诗集(1939～1945)》、《旗》三部诗集，是“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

50年代起，穆旦开始从事外国诗歌的翻译，主要译作有俄国普希金的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欧根· 奥涅金》、《高加索的俘虏》、《加甫利颂》，以及《雪莱抒情诗选》、《唐璜》、《拜伦诗选》、《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

中国新诗上，有两个人堪称是天生的“诗歌之子”。一个是穆旦，另一个是海子。这两个诗人，一个偏重智性的丰饶，一个倾向感性的极端，但这很可能只是表面现象。既然能以“诗歌之子”来归类他们，说明他们身上一定还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我以为，体现在他们身上的最显著的共性是，他们生来就是服务汉语的诗性的诗人。或者说，他们纯粹是为诗歌而生的人。比他们写得出色的诗人，或许并不难找到，但能凭借诗人自身的天赋和才能，给我们的新诗写作带来诗的光荣的人，仅此二者存焉。

穆旦崛起于1940年代早期。他写作的年代，中国新诗正经历着新的转向。对诗的经验的探求，成为新诗写作中最受关注的实践领域。这种探求，引发的诗
歌变革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诗人形象的重新塑造。 193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形象是，诗人是多思者、追梦人、旁观者，或是鼓手、战士、旗手。穆旦提供了新的诗人形象：受过最好的高等教育，热忱、心智活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积极投身历史，一句话，诗人是行动者。其次，新诗的目标是“新的抒情”：

诗人描写的范围不再局限对个人天地的关照，诗的情感也不再是多思的、忧郁的、难以自拔的。新的抒情应该是一次新的诗歌思想的综合，它既然要兼顾到诗人的对现实的承担，又要展现诗人对人类处境的普遍性的洞察。在诗歌措辞方面，穆旦为自己和他的时代确立的原则是“非诗意”原则。即，彻底摈弃对诗的意境的迷恋，彻底放弃对传统的修辞习性的承继。就审美的深度而言，穆旦的洞见非常接近尼采对哲学修辞的看法：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语言来表达。某种意义上，这和海德格尔的观念不谋而合。

新诗的写作，必须自觉地强化它对“诗的意境”的疏离，这是穆旦诗歌的核心观念。这也是最引起争议、最受误解的地方。由于习惯的作用，在评判新诗的写作时，人们通常喜欢拿一种诗歌写作和意境的亲疏程度来检验它是否有效：比如，和意境关系密切的诗歌，在风格上，容易被确定成是继承了传统的、是本土的、符合民族审美习惯的，因而也是成熟的。反向的实践，比如，穆旦、杜运燮、俞铭传等人的诗歌写作，则往往被指认为舶来的、学习西方的、尚未磨合好的，还属于实验阶段的、未成熟的实践。事情真是如此吗？穆旦同时代的诗人，他的知己，诗人兼翻译家王佐良说得好：穆旦的成功就在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彻底的无知。从实践的角度说，这是一种伟大的无知，它的原型甚至可以回溯到苏格拉底。能把这种无知的立场带进新诗的历史的诗人，只有穆旦。换句话说，穆旦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他对诗歌语言的出色的驾驭能力上，不仅表现在他所拥有的丰富的诗歌想象力上，也不仅表现在他对诗歌题材的扩展上，更重要的是，穆旦是一个把新的生命和新的语言的的信念带给新诗的诗人。新诗史上，艾青也是一个曾给新诗带去信念的诗人。但是，和艾青不同，穆旦给新诗带去的信念更纯粹，更少教条的影子，更根植于对生命的直觉和体验。

关于穆旦和英国诗人奥登的关系，人们已经谈了很多。在文学史上，人们喜欢把穆旦看成是奥登在中国的传人。穆旦的诗，是奥登风格在中国新诗中最出色的体现。从风格的角度上，这种确认不无道理。但是，在读过《赞美》、《我歌颂肉体》这样的诗后，我确信，穆旦身上还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惠特曼。穆旦的诗，从节奏和音质的角度看，它比奥登更宽广；可以说，它既汲取了奥登风格的精髓，同时，也还保留着惠特曼的气概。

穆旦奉献给中国新诗的天真精神，同样是一笔伟大的遗产。也许，在新诗史上，和穆旦有着同样诗歌才华的诗人并非罕见。但像穆旦这样，写出了诗的希望和诗的胜利的诗人，可以说绝无仅有。比如，单纯就级别而言，卞之琳明显是一位比穆旦更优异的大诗人。但卞之琳的诗歌主题始终未能触及到新诗的希望主题。新诗史上，只有穆旦，(也许还包括杜运燮)，真正触及和展现了诗的希望。只有穆旦，把诗的希望变成了对生活和对生命本身的一种神秘的亢奋的洞察。

穆旦对新诗的贡献还在于他对新的语言风格的出色的把握上。从穆旦开始，在处理复杂的现实题材方面，新诗有了一种硬朗的语言，从而彻底摆脱了只能在现实面前一味诉苦的软弱情形。穆旦为新诗带来了一种可贵的抒情的力度。在穆旦之前，诗歌的强度多半乞灵于诗人的政治态度和诗人对公共修辞的把握。穆旦改变了这种状况。通过出色的比喻能力，通过对诗的戏剧性的灵活展现，穆旦把新诗的力度重新带回到以反讽和隐喻为基础的轨道上。（文/臧棣）

我歌颂肉体

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岩石

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

我歌颂那被压迫的，和被蹂躏的，

有些人的吝啬和有些人的浪费：

那和神一样高，和蛆一样低的肉体。

我们从来没有触到它，

我们畏惧它而且给它封以一种律条，

但，原是自由的和那远山的花一样，丰富 如同蕴藏的煤一样，把平凡的轮廓露 在外面，

它原是一颗种子而不是我们的奴隶。

性别是我们给它的僵死的诅咒，

我们幻化了它的实体而后伤害它，

我们感到了和外面的不可知的连系

和一片大陆，却又把它隔离。

那压制着它的是它的敌人：思想，

（笛卡儿说：我想，所以我存在。）

但什么是思想它不过是穿破的衣裳越 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护它所要 保护的，

自由而活泼的，是那肉体。

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大树的根。

摇吧，缤纷的枝叶，这里是你稳固的根基。

一切的事物使我困扰。

一切事物使我们相信而又不能相信，就要得到而又

不能得到，开始抛弃而又抛弃不开，

但肉体是我们已经得到的，这里。

这里是黑暗的憩息，

是在这块岩石上，成立我们和世界的 距离，

是在这块岩石上，自然寄托了它一点 东西，

风雨和太阳，时间和空间，都由于它的 大胆的网罗而投在我们怀里。

但是我们害怕它，歪曲它，幽禁它；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它的生命认为我们 的生命，还没有把它的发展纳入我 们的历史，

因为它的秘密远在我们所有的语言之外，

我歌颂肉体：因为光明要从黑暗站出来，

你沉默而丰富的刹那，美的真实，我的 上帝。

194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