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我本质上是个诗人”

[潍人]

　　屠岸:“我本质上是个诗人”——怀念提携后进的唐弢先生

　　《文汇报》创刊七十周年了！这样的时节，我最怀念的是我的恩师——唐弢先生。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听到过鲁迅对唐弢说“你写文章，我替你挨骂”的话，对唐弢的杂文非常佩服。1938年第一部《鲁迅全集》出版，我在表兄家中看到，知道其中包含着唐弢的大量编校劳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上海吕班路霞飞路口生活书店开张，一片崭新气象，店里陈列着各种进步书刊，吸引着大批青年读者。我在那里买到新出的进步刊物《周报》，极为喜爱。此刊乃唐弢与柯灵主编。就这样，唐弢这个名字深印在我的心里。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阅读了唐弢的许多著作。我敬佩他这位鲁迅研究专家，杰出的杂文、散文、随笔和时评作家，更是有名的藏书大家。他的《晦庵书话》是我爱读的好书。他爱书成癖，爱书变痴，不治家产，惟知买书。他费尽心血，在敌伪时期甚至冒着被捕的危险收集的书籍，包括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出版物，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刊，多数已绝版，成为极端珍贵的历史文物。唐弢于1992年去世后，他的夫人沈絜云按丈夫的遗愿，把所藏四万余册珍贵书刊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大大丰富了馆藏。巴金老人说：“有了唐弢文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唐弢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是无人能替代的。

　　但在我心目中，唐弢更是一位鼓励后进不遗余力的文学编辑家。我走进文坛，唐弢先生的提携是一大助力。1946年，《文汇报》在上海恢复出版发行，我是热心的读者，尤其爱读它的副刊“笔会”。我从友人处得悉“笔会”主编是唐弢，便决心投稿一试，哪知一试便中！1946年10月，我还是不满23岁的大学生，初生之犊，不知天高地厚，写信给唐弢说，最近读到袁水拍先生的译诗集《我的心呀在高原》，觉得他译苏格兰诗人彭斯（R.Burns）的诗固然不错，但韵味不足。我自认为还可以译得更好些，所以把我的译文奉上，请先生裁夺，云云。也曾想过，我这个无名小卒，未必能获得大编辑（其实唐弢那时也只有33岁）的青睐。使我惊喜的是，没过多久，当年11月6日“笔会”上刊登了我译的彭斯的诗《我的心在高原》。——当时我的朋友朱镜清（即桑桐，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见到了这首译诗，立即把它谱成歌曲。他的这首歌曲有中国东方的抒情和咏叹味，我喜爱它胜过《外国名歌一百首》中同词的歌曲。2001年我访英时，在彭斯故乡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向我的女儿唱了这首歌。这是后话。

　　由于这首译诗的发表，我投稿的勇气大增。唐弢也许出于爱护幼苗，对我这个他素不相识的后生十分关爱。“笔会”上接连发表我的译诗、诗作和评论文章。单单1946年11月一个月内，就发表了我的译诗六首，除彭斯的那首外，还有：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M.Rilke）的《静寂的时候》（8日），英国诗人麦克里（John McCrae）的《在弗兰特的旷野》（11日），德国诗人布尔克（Karl Bulke）的《有一个古城》（12日），爱尔兰诗人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的《憎恨》（16日），英国诗人吉布逊（W.W.Gibson）的《遗言》和《回》（29日）。如此高密度的发表，对我的鼓励之巨大，可想而知。接下去12月份，又发表我的译诗两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猫头鹰们》（10日），英国诗人希曼斯夫人（F.D.Hemans）的《卡色并可》（12日）。

　　《猫头鹰们》发表前后，“笔会”上还发表了戴望舒、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的诗。这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争议。有人批评说波德莱尔是颓废诗人，不应介绍。我的好友左弦也善意地劝我不要译波德莱尔。我带着疑问向唐弢去信求教。他回信说波德莱尔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要，对他的思想倾向可以分析评论，但不宜封闭对他诗作的翻译介绍。这使我心中有了底。不久我买到戴望舒译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这是一本在翻译艺术上达到很高境界的著作，使我对波德莱尔怯步，从此我不再译这位诗人的诗。

　　唐弢在信中还鼓励我说，可译一些有积极思想内容的诗，于是我有了另一些译作。1947年，“笔会”上发表了我译的普希金的诗《冬天的路》（用方谷绣笔名，2月3日）和《寄西伯利亚》（2月11日）。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着光明和黑暗两个命运的斗争，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逮捕关押在监狱中。我译《寄西伯利亚》，意在借用普希金对受难中的十二月党人的鼓动，传达中国老百姓对受难的中国革命者的关怀。唐弢很快把它发表出来，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之后我又译了英国诗人布朗宁（R.Browning）的《“阿索兰多”的跋诗》，这首诗的主旨是积极、奋发、战斗、向上，人活着应如此，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也应如此。（它会使人联想到陈毅《梅岭三章》中“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诗句。）唐弢也把它发表了（4月26日）。

　　“笔会”还发表我创作的两首诗：《生命没有终结》（1947年1月10日），《我相信》（同年3月7日）。前者的主题是为革命奋斗和牺牲，后者是控诉反动政府捕杀革命者。这是我早年诗作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两首。还有一篇评论《谈闻一多与辜勒律己》，是与曹未风教授进行论辩，发表在“笔会”5月5 日。二十天后，即1947年5月25日，《文汇报》被当局勒令停止发行。这样，我与唐弢和“笔会”的联系也暂时中断。

　　回顾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这六个月中，唐弢发表我的作品十五次，平均每月2.5次，这个频率不可谓不高。同时我与唐弢通信若干次。有一次，我年轻无知，写信给他催问我的一篇稿子何故迟迟不见报，他回信说：“先生投稿之初不是说，如果稿件不够水准，就丢入字纸篓里好了。你不是健忘的人吧！”我一回想，当初果然有过这个表达。我惭愧了。但没过几天，那稿件见报了。唐弢带有幽默的宽容大度，使我印象深刻，终生不忘。十分可惜的是，我保存的唐弢给我的信约有四封，后来全部毁于“文革”。

　　我和唐弢第一次见面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在威海卫路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解放前的“新生活俱乐部”原址）的一次集会上。我见到签名簿上有“唐弢”二字，立即找到了他本人。原来是个圆圆的面庞、中等身材、一脸和善的中年人。那时他37岁。在我眼中，他确是我的恩师。按当时习惯，我冲口而出的是：“唐弢同志！我终于见到你了。”握手。他的手劲很大。我说了两年前我向“笔会”投稿的事，感谢他的提携。他是浙江镇海人，一口宁波话。我们都是江浙人，我感到亲切。但不多时集会开始，而我们的交谈就中止了。

　　1950年春，大区成立。我从上海市文艺处被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在戏曲改进处（后合并到艺术处）任副科长。不久，我又见到了唐弢。他已被任命为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同时他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两处兼顾。有两件事他给我印象深刻：一是他对文物处正处长、文物老专家徐森玉特别尊重。一是1951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有一位处长大拍桌子，使文物处的一个干部吓出一身汗，交代了贪污问题。唐弢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审查案情不能靠拍桌子，而要靠认真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这点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作风。当年我是华东文化部党支部委员。1952年唐弢向支部提出入党要求，把申请书交给了我，由我转交党组织。1956年收到唐弢来信，告诉我他已被接纳为中共预备党员。那时我已奉调北京好几年了。

　　五十年代末，唐弢也调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那时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与他接触的机会甚少。“文革”开始，更是互相隔绝。1972年秋，我从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回京探亲，专程到建外永安南里七楼唐弢家拜望他。他有严重的心脏病，曾因心肌梗塞住院治疗。此时他面色苍白，身体消瘦，但精神状态依然顽健。久别重逢，有恍如隔世之感。我们说了干校生活和对时事的感受，谈到了林彪出逃，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事。唐弢忽然说，你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有手抄本在知青中偷偷流传着。你今后对诗歌翻译还有兴趣吗？我说，我早年译诗受到了您的鼓励，但现在被造反派狠批为贩卖“洋、名、古”。唐弢说，中美关系解冻后，对英美文学的介绍可能会出现新局面；何况，英美也有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我说，在干校的文化荒漠中，我用默默背诵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来缓解受压抑的情绪，取得一些精神慰藉，这“不足为外人道也”；对诗歌，我还是倾心的，但今后能否再拿起译笔，我心中一点底儿也没有！唐弢说，我从事过多种职业，但可以坦诚地对你说，我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人的精神境界如果不是诗的，那他的生命将是抱憾的悲剧！我真没有想到，在“文革”还未结束时，唐弢还关心我的译诗工作，还和我谈诗和人生！我特别记住他说自己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这句话，这使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后来，我与他仍有通信，1985年他听说我患心脏病，特地写信嘱咐我注意事项，告诫我大解时千万不要使劲。他又赠我新出的“三联”版《唐弢杂文随笔集》。但是1972年秋的这次相聚，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那天他送我到他家门口，殷殷嘱咐我保重身体，将来还可以好好工作，现在能活下去就是胜利。此时阳光照到他的脸上，他的脸显得更苍白了。他的头发在风中飘动。他表情慈和，他的宁波口音亲切地响在我的耳畔。这一形象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来源:文汇报 作者:屠岸